上世纪70年代末，从治理“四类分子”过程中萌发的“枫桥经验”，在实践中创造了评审“四类分子”并为其“摘帽”的经验，再次轰动全国，进而得到全面推广。

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在诸暨市东白湖镇琴察村的一间老屋，我们见到了84岁的许根贤，他是“枫桥经验”“摘帽”工作的见证者和推动者。当天，一头银发，白色衬衣，精神矍铄的老人望着远处绵延不绝的群山，思绪回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段日子。

“四类分子”蜕变

1971年春，全国公安机关和“枫桥经验”得到平反，枫桥区重建了被“砸”多年的派出所。那一年，正在一所学校担任党支部书记的许根贤接到诸暨县委调令，让他出任枫桥派出所指导员。

9月5日，许根贤到枫桥派出所报到。他发现，“文化大革命”这些年，尽管公检法机关都被“砸烂”，但枫桥群众对“四类分子”的监督改造和评审制度并没有停止。曾经被称为“橡皮碉堡”的陈荫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人们在街头巷尾，经常看到陈荫林积极主动为群众扫大街、做好事。

事实上，那几年，枫桥大部分“四类分子”都经历了从被迫改造到自觉改造的蜕变，这和“枫桥经验”人性化的土壤密不可分。

譬如，当时各地派出所都要对镇里的“四类分子”进行“形势训话”，但枫桥派出所对“四类分子”不叫“形势训话”，而叫“教育训话”，两个字之变，体现的是对“四类分子”的尊重。又如，枫桥公社对“四类分子”执行“政治上区别对待、经济上同工同酬、思想上对症下药、方法上因人施教、参加集体劳动力所能及”等政策。

正是这样出于真心的改造措施，让绝大多数“四类分子”逐步转变了立场，向人民群众靠拢。1977年，据枫桥公社的枫溪、钟瑛、西畴等7个大队对181名“四类分子”的调查，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除了两名新戴帽子的坏分子以外，其余179人都表现守法或基本守法；从1971年至1977年，在枫桥区查获的案件中，作案成员没有一名是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

这充分说明，绝大多数“四类分子”已接受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沉重的“帽子”

尽管枫桥区对“四类分子” 执行落实了较好的政策，但对“四类分子”而言，他们的政治身份依然是一顶沉重的“帽子”，压的他们抬不起头来。

“四类分子”不但本人在政治上受压制，其直系亲属在入团、入党、上学、参军、就业甚至婚姻上也遭受巨大影响，给他们带来了沉重的思想包袱。

东溪公社丁家坞大队老何，因为没有摘掉地主分子的帽子，儿孙三四代受影响。他孙媳妇的娘家人都不敢来走亲戚，重孙女也因此不能加入少先队。

现年70岁的陈伯云，是枫溪村原党支部书记兼治保主任陈友堂的儿子。他清楚地记得，那时他20来岁，担任第三民兵排排长。和他年龄相仿的很多年轻人，想去部队参军，但因为父母是“四类分子”而被取消资格。

因此，家庭出身不好的年轻人常常唉声叹气，他们中流传着“父母犯罪儿倒霉，前世勿修投错胎，今生今世勿出头，要想出头上青天”的说法，有的怨爹恨娘，以致家庭不和。可以说，这些“四类分子”子女对父母“摘帽”的渴望，尤为强烈。

“帽子”成了“四类分子”一辈子的负担。不少“四类分子”为了不影响子女的前途，决不当顽固派，积极争取“摘掉”帽子“进棺材”。枫桥公社紫薇大队一名地主、反革命分子，在1972年病重期间，还念念不忘“摘帽”问题，在临终时，他还让妻子把大队治保主任请去，表示了要求“摘帽”的心愿。

“百分之三禁区”

但由于长期受到极左思潮危害，在“摘帽”问题上，内部控制的百分之三“摘帽”比例，一直是无人敢突破的“禁区”。

“百分之三禁区”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许根贤到公社摸底调研时发现，很多“四类分子”感到“摘帽”无望，因此情绪低落，甚至抱怨连天。

1976年，有80多名“四类分子”的东溪公社，在当年年终评审时，上报“摘帽”的数量为零。这引起了枫桥派出所的重视。调查时，大队干部反映：从1971年恢复评审“四类分子”以来，有的人年年上报要求‘摘帽’，上面年年没有批。“反正报了上面也不批，就索性不报了。”

1977年10月，公安部决定在全国公安战线推广落实“枫桥经验”，并派了赵明率工作组到枫桥，与省、地、县公安机关同志组成联合工作组。当时，省公安厅工作人员徐贤辅也加入了工作组，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1977年11月，他对枫桥区监督改造“四类分子”的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时，有的干部和群众说，我们这里的“四类分子”早该“摘帽”了，但因为有百分之三的比例限制不能批，现在很多“帽子”都堆放在“仓库”里呢！

显然，继“文斗”和“武斗”之争后，“摘帽”再次将枫桥推到了一个“十字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