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给“四类分子”“摘帽”过程中，不得不说一个人，他叫陈友堂。正是这个“目不识丁”的村干部，当时冒着坐牢的风险，一心要给村里已改造好的“四类分子”“摘帽”。寻找陈友堂的故事，也是对“枫桥经验”的一次探源。

第一排左二为陈友堂。(资料照片)

绍兴市公安局追授陈友堂一等荣誉奖章的决定。

“四类分子”也是人

到诸暨市枫桥镇采访那天，记者就开始寻访一个人。这个人叫陈伯云，是陈友堂的儿子。

陈友堂，曾长期担任枫桥镇枫溪村党支部书记兼治保主任，已过世30年。他生前的故事，现在还在一直传一直讲。

“这几天，从中央媒体到地市级媒体，不断有记者来找我，目的就是想听听我父亲的故事。”今年70岁的陈伯云说着将记者一行迎进家门。

在厅堂的八仙桌旁坐下，陈伯云的思绪回到了“枫桥经验”初创时的那些年……

1963年，省委工作队在枫桥搞社会主义教育试点，大家讨论如何教育“四类分子”等被改造对象时，陈友堂提议“文斗”。理由有两点：一是那么多年“斗”下来，“武”的那一套实际效果并不大；二是人心都是肉长的，讲情讲理，对方才会心悦诚服。

那一年，陈伯云15岁。从父母的交谈中，他听到了父亲那些年正在做的几件事。有一次，枫溪村第三生产队开会教育被改造对象。会上，陈友堂允许被改造对象坐下，允许他站起来讲话，允许他争辩。会后回家，这个人跟妻子说：“今晚没打没骂，倒比挨打挨骂还难过，人家摆事实、讲道理，我反而觉得是自己不对。”第二天一早，这个人第一次主动写了书面“悔过书”。

还有一个被改造对象，上级公安机关把“逮捕证”都填好了，陈友堂知道后，跑到县里“保”他，提议“还是就地改造好”。对此，当时很多人都想不通。陈友堂解释说，一个人去劳改，给国家增加一分负担，留下老婆孩子，给生产队同样增加负担。如果就地改造，有上千群众可以依靠，还怕管不住他？

“上级后来同意就地改造，被改造者感动得哭了，保证认真改造，重新做人。”陈伯云回忆说，父亲当年讲得比较多的一句话是“‘四类分子’也是人，也有人格，不要随意侮辱”。

算一笔明白账

“走路低着头，开会坐角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句话在枫桥流传甚广，它生动地刻画了“四类分子”子女极度自卑的心理。

“他们在我父亲那里找到了安慰。”陈伯云说。一些孩子从他家门口经过，总是躲躲闪闪，陈友堂主动招呼他们进屋，和孩子们交朋友。“爹娘剥削，子女没有剥削，可以教育好。”事后，陈友堂跟家人解释。

陈友堂还算了一笔账：一个“四类分子”生两个子女，两个又生四个子女……把他们都推到“四类分子”一边，“敌人”只会越来越多。

陈友堂团结“四类分子”子女的事被别村当作了“新闻”，接连爆出好几个“第一”：

第一次在社员大会上表扬一位表现好的“四类分子”子女；第一个批准一位表现好的地主子女当记工员；第一次敢让表现好的“四类分子”子女当保植员；第一次推荐表现好的地主子女去参军……

1962年，村里发现“白泥”，这种泥土加工后可做橡胶辅助材料。陈友堂提议办白泥厂，但问题是办厂缺设计人员。当时村里只有一个人懂设计，但此人1949年前是一名国民党官员。经过反复研究，陈友堂大胆起用了他。“一开始有人反对，但父亲坚持这样安排，后来厂办成了，老百姓尝到了甜头，才觉得用对了人。”陈伯云说。

当时省公安厅派人到枫桥蹲点，把枫溪和附近几个村的创新情况进行总结，经毛主席批示后，“枫桥经验”被全国推广。“当时引起一片轰动，到处请我父亲去介绍经验。”陈伯云说，父亲还因此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时间跳到1978年。针对老百姓普遍反映仓库里的“帽子”太多，对“四类分子”子女影响巨大的问题，陈友堂决定要给村里已改造好的“四类分子”“摘帽”。虽然做这件事要冒较大的政治风险，但他在村干部会议上明确表态，如果要承担责任要坐牢，他第一个去。

那年发生的一件事，至今仍被当地人津津乐道：一对年过花甲的夫妇摘掉了地主分子帽子，不久，大儿子因家庭出身不好被搁置多年的婚姻问题得到解决，小儿子也光荣参军。“我父亲知道后，亲手把‘参军光荣’的红匾钉在他家大门上方。”陈伯云说，当时这一家十几口人，个个笑得合不拢嘴，“他们都记得父亲的好”。

解救一个人，团结一大片。“父亲思想解放，是当时坚持要给‘四类分子’‘摘帽’的干部之一，实践证明，他的做法是正确的。”陈伯云说。

陈友堂曾经住过的台门

“不要向国家伸手”

“住一间破屋，一屋旧家具，到死还睡一张由24根篾片铺成的破床。公是公，私是私，不会说半句假话。”在儿子陈伯云的描述里，陈友堂就是这样一位正直清廉的村干部。

陈伯云带记者参观了父亲当年的住房。这里是一处台门，陈友堂的房间就在台门入口，房间很小。“父亲把房间设在入口，是方便群众找他，同时不影响旁人休息。”陈伯云说，经常有群众三更半夜来敲门，让父亲出面调解邻里矛盾、家庭纠纷。

采访中，陈伯云向记者透露了一个“秘密”：做村干部几十年，父亲其实不识字。“但他记性特别好，听过的事很少有遗忘。”他举例说，1978年，父亲以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到北京开会，回来后巡回宣讲，能清楚传达大会的精神。

“思维敏捷，出口成章。”今年84岁的许根贤也对陈友堂赞不绝口。上世纪七十年代，曾担任枫桥区委副书记的许根贤回忆说，有一次，区里要陈友堂总结枫溪村的创新经验，他不会写字，大家就想了个办法，让他对着录音机讲话。“整理出来就是一篇很好的报告。”他说。

“父亲一生致力于‘枫桥经验’，对家庭成员也是要求甚严。”陈伯云说，父亲带头开垦100多亩荒山种茶树，挖鱼塘，办白泥厂，发展村集体经济，“却不允许子女搞副业、做生意。”陈伯云说，父亲一生清贫，生前一再告诫子女：“再困难也不要向国家伸手。”

“友堂劳碌一生，从没享过什么福，也没有留下什么家产，但他实实在在干事，清清白白做人，为子女留下了一笔精神财富。”在一篇口述文章中，陈友堂的妻子陈亚芳生前这样评价丈夫。

1988年4月，陈友堂去世。两年后，绍兴市公安局追授他一等荣誉奖章，陈伯云至今保存着政府颁给父亲的这本荣誉证书。

“他自1950年以来几十年如一日，历尽沧桑，任劳任怨，默默无闻地战斗在治保战线上，为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奉献了毕生精力，他的一生是为‘枫桥经验’无私奉献的一生。”荣誉证书上这样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