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由何雯提供）

国有史，方有志，家有谱，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方志上联国史，下系家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重要文化根脉。

方志中蕴含的思想人文精华，是中国人共同的行为准则，也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

绍兴素称方志之乡。从记述吴越的《越绝书》《吴越春秋》起，直到记载一乡一村的区域方志，数量多达140余种，且名志迭出。一本《越绝书》，更被誉为“中国地方志的鼻祖”。

2009年，柯桥区第一部村志《盛陵村志》正式出版，如今已经出版、即将出版的村志达30部，这一数量在全省县（市、区）中遥遥领先。

一部村志，承载一个村庄的变迁、整个姓氏的繁衍，一方水土的人文掌故与民风世情，承载着一代代村人的共同记忆。

北大教授成了村志总纂

见到《沈村村志》，都惊讶于它的装帧之精美。浅绿的布艺书函，淡黄与浅绿相间的封面，如同乡村春天的田野。

翻开书，令人惊讶的不仅是装帧之美，序言是北京大学教授干春松所作，文采斐然——

同为绍兴人的周作人翻译过《石川啄木诗歌集》，其中有一句让人印象很深：

对着故乡的山

没有什么话说

故乡的山是可感谢的

的确，每个人对故乡都会存有复杂的情绪，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故乡的山啊、水啊，都是值得感谢的。

干春松，不仅写序言，还是《沈村村志》的总纂。

我国的方志编修，一直以省、市、县三级修志为主体，村志长期受到冷落，它的编修者多是当地村民。以至于柯桥区史志办的同志见到干春松成了《沈村村志》总纂后，羡慕地说：“这是迄今为止，学历最高、学问最多的村志总纂了。”

干春松担任《沈村村志》总纂，是受沈村乡贤裘国根之邀。裘国根热心家乡的公益事业，不仅出钱资助编纂村志，还热心地找来编纂人。

干春松在村志序言里写道：写序言，且成为总纂，是因为与裘国根长达30年的友谊。我们同是平水人，裘国根是沈村人，我是下尉村人，两人先后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就这样，开始相识。

裘国根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后在上海成立重阳投资公司，在毫无资本基础、全凭自己的判断力和勤奋取得成就，令他成为一个财富积累的传奇。2016年，裘国根听说老家沈村要编村志、修家谱，希望干春松帮一些忙。干春松欣然答应。

沈村是柯桥区平水镇的一个小山村。绍兴城里人一贯称这里为“里山”，这里丘陵起伏，溪流淙淙。这些看似平常的山水，却是大有来头，它是小舜江和若耶溪的源头，它是古越之地的核心。

跟中国大多数村庄一样，沈村也并不为世人所熟悉。作为一部以历史为线索的“志”，沈村并没有出过改变中国历史的大人物或者以作品感染世人的大文豪，没有可圈可点的历史，小村庄为何仍要修志？

干春松认为，村志是全体村人的记事本，是群众的家史，是群众心中的思念。村志是底层百姓的历史，最能引起他们的共鸣，拨动他们的心弦，激起他们的依恋。村志虽小，却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可以从中窥见当代中国社会变革，尤其是农村变革。

2年间，为了编纂村志，干春松数次从北京来到沈村，跟村里的长辈沟通，听沈村人讲述各种各样的故事，逐渐对沈村产生了更多的亲近感。

干春松在序言里毫不吝啬地夸赞《沈村村志》，“这是我所见近年来出版之村志的高水平之作。”

柯桥区的部分村志 （见习记者 章斌 摄）

6年参与编修4部村志

在柯桥区安昌街道街头，当地人都称李贤生为“李老师”，其实老李没有当过一天的老师，他初中毕业，后来通过进修才有了中专文凭。

在过去的6年里，76岁的李贤生参与编修了4部村志，分别是《大山西村志》《国际村志》《西扆村志》《大和村志》，这令他成了村民眼里有学问的人，被尊称为老师。

前年，安昌街道西扆村要编纂村志，老李又成了主编，之前与他共同编修村志的一些老哥儿，都八十出头，力不从心，他于是挑起了重担。

西扆山又名涂山、晾网山，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典故就发生在涂山。

修史之难，莫过于志。村志编纂是一项艰苦而庞杂的系统工程，李贤生到岗后，花了近５个月时间，到村档案室、柯桥区档案馆查阅档案资料，发现有些资料欠缺，他再实地走访，抢救性地拾遗补缺。

为了确保志书内容准确无误，老李要求村里帮忙找到80岁以上的老人，他要召开村志编纂座谈会。

“连续召开了3个座谈会，老干部、老党员、老村民座谈会，请他们回忆与口述村史，留下他们的电话号码，遇到问题时方便请教他们。”老李说，这还只是工作的第二步。

第三步是村两委会成员引领编写人员走村入巷，调查路、河、桥、溇、台门、弄堂、旧居、新区、企业等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

“历史上这条路是什么样子？可曾发生过什么故事？”老李每到一地，都要仔细询问村民每个细节。村志编委会定下一条铁律：一件事要3人以上证实才会被采用，否则宁可放弃。

好在当地村民非常支持编纂村志，常有村民主动报料。

85岁的村民王秋帆得知村里要编修村志的消息后，在1个多月时间内，写了3000多字的回忆录。讲述了西扆地名产生年代、解放后西扆建制及社会发展情况、绍兴地下党组织活动概况；74岁的村民王冠耀，3次走进村志办公室，只为提供有关旧时农活、手工业、男耕女织及男劳力利用农闲换草木灰等大量资料；家里四代打竹簟的村民宣佰川讲述了竹簟桥桥名的来历，为撰写传统手工业这一节，提供了行业和人物资料。

最后才是动笔编写。

老李本人视村志编修工作为事业，每天早上8点上班，下午5点下班，晚上继续写作。双休日，则经常下田上山考察。

一次，李贤生为了考察大禹庙遗址，请村人吴阿狗带路上山，走到半途，吴阿狗走不动了，手指着山顶说，沿着此路上去即可。李贤生爬上山顶，发现顶上有不少碎砖头、瓦片等，他觉得不虚此行，落笔时心里有底了。

“李老师，最近忙不忙？”村民见到了李贤生总是这样招呼。

“忙。”他答。

过段时间，村民见到李贤生又问他忙不忙，李贤生依然答“忙”。

“你总是忙，村志的活儿难道没完没了？”

“拿出初稿，要初审，修改后，进入终审，中间三上三下地修改。白纸黑字，修志这事儿马虎不得。”李贤生总是这样回答。

钱，从哪来；人，从哪来

2011年10月，柯桥区史志办主任何鸣雷接过史志薪火，踏实前进。从2012年开始，柯桥区启动村志编纂，采取财政经费补助、培训编撰人员、制定规范标准、审核修改稿件、联系出版印刷等方式，全程把控村志编修的各个环节。

2015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明确地方志工作在发展改革大局中的目标任务。2016年11月，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启动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正式打破我国省、市、县三级修志为主体的局面。

此时，柯桥区基本实现了“镇镇有镇志”，全区250多个村有30个村正在编修或者已经完成编修村志，编修工作走在全省全国前列。柯桥区史志办被评为全国地方志系统的先进集体。

这7年，何鸣雷为了广泛宣传编修村志的重要性，常常是热脸孔去贴“冷屁股”，总有些村以“没钱没人没时间”来搪塞。

他不是不知道：改善居住条件，提高百姓收入，打造村容村貌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工作，直接关系百姓的福祉，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显性改变，而梳理一村之史、编纂一部村志，至少需要2年，于村民的生活也不会带来多么显著的影响，更没有立竿见影的效益。所以，与民生工程相比，这项工作往往被忽视，或者被暂时搁置。

村村编修村志也许无法一蹴而就，但开始本身就是进步。

何鸣雷决定借梯上楼来推广村志编修工作。2012年，新农村建设，修村志有加分；2016年，文化礼堂创建加分；如今，乡村振兴，修村志有加分。

柯桥区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各级领导对史志工作非常重视，市政协副主席冯建荣当县长时，更是每年开一次史志工作会议，这些都为史志工作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直到今天，柯桥区的各级领导总是说：你们只要编纂出来方志，我们全力支持。

“修村志，房，可以从村部调剂；钱，政府拨5万元，乡贤捐一点，这些不是大问题。”在何鸣雷看来，修村志关键在人，翻典籍、找族谱、访老人、看现场，写村志，工作繁杂，需要大量人力。

人，从哪里来？

“靠区史志办的12杆枪，肯定远远不够，得走群众路线，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我们做好总体设计，最后把关。”何鸣雷说。

目前从事村志编修的，多是本村村民或者熟悉村情的人员，他们普遍年龄在60岁左右，文化程度大多是初中或者高中，由于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这些编修人员在如何规范编修村志、如何写出村庄特色、如何反映改革开放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历史影响等方面，有所欠缺。

何鸣雷在考虑下一步工作：首先是如何从“要我修志”变成“我要修志”，唤醒文化自信。其次是举办村志编修培训班，提高编修人员的水平，进而提高编纂的质量。第三是要发挥方志的“存史、教化、资政”的独特功能和作用。

对此，冯建荣认为，绍兴是方志故乡、人文圣地，率先做好方志工作，致力弘扬方志文化，是当代绍兴人责无旁贷的责任，是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具体体现，是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实际行动，对于承古启新、继往开来，有着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