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嘉璐：中国文化院院长

这场在绍兴举行的闭幕论坛，将成为继承弘扬阳明心学的转折点。这既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诸多领域的改革和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也是我在回顾了儒学发展史和阳明心学传播过程的波澜起伏之后而大胆提出的。

21世纪的中国和世界，需要一种在悠久传统基础上生发出的、经受过长期锤炼和检验的、适合人类和谐相处的、适合人与自然共存的话语、理论和文化。阳明心学，应15至16世纪中国社会现实的精神需求而出现，其思想体系、话语表达完全符合上述三方面条件。自王阳明生活的时代到今天，宇宙、地球、人体和文化运行的轨道，也就是天、地、人之“理”未变，因此阳明心学的根基、核心仍然适用于今日之中国乃至全世界。但毕竟时过则境迁，五百年来世事、科学、人文、语言变化之巨，为任何前人所不及料。当年王阳明传道解惑的对象，主要是受过儒家学说教育的“士”；阳明心学在当时和后代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这些人分散地、自发地去宣说传授。今天，我们是在中央关于大力传承弘扬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统一规划下宣传阳明心学，面对社会的现实状况，解决人们的心灵问题，其力度和影响与阳明时代有着天壤之别。这就要求我们努力促进、形成这一转折。

这一转折的标志是什么？实现这一转折的条件是什么？我认为，传承弘扬阳明心学应以学术为基础，以历史为背景，以人民为中心，以创新为化古。

以学术为基础，是因为任何信仰、伦理都需要以学术的精神、视角和方法证其理、究其实、寻其源、观其变。因此，学术基础与历史背景密不可分。例如，阳明心学其来有自，前有孔孟导夫先路，中经多朝多代，积二千载而至明；稍早于阳明，又有陈献章、湛若水一脉层层积淀，方有了阳明心学的“横空出世”。西方史学家在论及时间边界模糊不清的“现代”时，有些人（例如德国的于尔根·奥斯特哈默）提到，在美国占主流地位的中国史研究者和越来越多的中国历史学家提出自16世纪中叶起直到19世纪末，中国处于“晚期帝制”时代。帝制的晚期就是“现代”的前期。照这种理论，阳明心学是否存在着适用于“后帝制时期”的成分？再例如，王阳明出现于绍兴余姚，和地域的文化传承、社会结构、经济贸易状况有无一定的因果关系？又例如，五百年间阳明心学在海峡两岸，在曾得其润溉的日本和朝鲜半岛都曾经历过起伏兴衰，个中的原因为何？类似问题，都有待我们探究。

以人民为中心，是强调在向社会传播阳明心学时，“照本宣科”固然不可避免，但更要紧的是，我们要了解三百六十行、成千上万种岗位上的人们，在其奋斗的酸甜苦辣中变化着的心态，包括木然、困惑和波动。阳明学最宝贵的一点是具有极大的实用特征。新时代的中国人民，在工作、生活中在在体现着知行合一、致良知的灿烂光彩，这对传播弘扬阳明心学的人来说，既是源头活水，也是深入研究的动力。

在传承弘扬阳明心学过程中，我认为最急迫、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如何在不断深化研究的同时，润物细无声地把王阳明这位近代文化伟人的思想、事迹渗入亿万大众心中。二是如何在越来越重视阳明心学的当下，能够涌现一个、两个或三个以展示、传承、弘扬阳明心学为宗旨的基地或中心。

注：主旨演讲稿由许嘉璐先生6月11日书于榻侧。因养疴未痊，许嘉璐先生未能到场，由中国文化院执行董事兼总经理陈强先生代为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