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心学自诞生之日起，已历经500余年，其在明朝中后期达到高峰。眼下，“阳明热”悄然兴起，古学今用，成为治世良方。王阳明一生下马悟道，上马平叛，躬耕实践，成为一代圣人。他所创立的“阳明心学”，经几代王学弟子的传承，发扬光大，然而在传承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流变。而今让我们在历史的长河中，探访王学绍籍弟子，看他们如何理解、践行阳明心学。

一代弟子传承之路已有所分化

王阳明的嫡系弟子中，绍兴籍的便有季本、王畿等人，其对于阳明心学的传承和发扬起到了关键作用，但对于“阳明心学”的不同理解，又让心学在传承之路上，有了不同的方向。

（季本）

季本（1485-1563），字明德，号彭山，史称阳明高弟。季本拜师的时间，是在正德七年到八年之间（1512-1513），正值王阳明升任南京太仆寺少卿后回绍兴的这段时间。当时季本29岁，博览群书。即便如此，他心中仍旧苦闷。《徐渭集》中写道：“上自圣经，下逮星历、度数、地理、兵农之学，亦必究极精微，然皆务多闻，未及要领。”季本偶然接触心学，让其茅塞顿开，王阳明回到绍兴后和季本有几番探讨，使其对心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成为王阳明的忠实信徒。

季本对于阳明心学的传播，与其仕途紧密相连。在王阳明去世后，季本始终不忘宣传阳明心学。无论是出仕南京还是出仕辰州（今湖南省怀化市）亦或是出仕吉安，季本都始终如一传教阳明心学，常常出现“一闻先生至，执者满庭庑”的盛况。

季本在讲学过程中，发现从者多以自然为宗，他怕“阳明心学”在传承过程中丢失了本意，便著《龙惕书》以作解释。所谓对自然的担心，也就是对内心无所拘束的担心。徐渭曾这样评价：“若水鉴，无主宰，任物形，使人习懒偷安，或放肆而不可收拾。”季本“龙惕说”实际上是对任自然的王畿学说的一种警惕。

季本一生，反对空谈心性，力图将阳明心学与经世致用的实践结合起来。季本是阳明学派中学术路径较为独特的一位，当时主流阳明学多注重内圣，而季本更偏重外王，经常在仕途的间隙，通过论辩疏通经典文句、寻绎典章制度之学以经世济民。受季本特立独行的性格影响，“出先生之门者，多博洽执持奇俊之士。”其中徐渭便是最闻名遐迩的一位。

除了较早拜入王学门下的季本外，与王阳明关系最为亲近及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在绍兴籍弟子中，首推王畿。明正德十六年（1521），王阳明归故里省祖墓，此后长期居住绍兴，讲“致良知”之说。当时王畿年仅24岁，是一位不拘礼法的任侠狂士，对于那些应付科举，道貌岸然的程朱学者，骂他们为“腐儒”。而新兴的阳明学派，生动活泼的教学方法，让王畿产生了兴趣，又听了王阳明的几次讲学后，体会到王学与朱学的不同，于是拜入王学门下。

（王畿）

王畿的可贵之处，是一方面全面继承了王阳明的基本学说，另一方面，又提出了自己独立的见解。在著名的“天泉证道”中，王畿提出“四无说”，即“心体既是无善无恶，意亦是无善无恶，知亦是无善无恶，物亦是无善无恶。”“天泉证道”，使王畿在王门中独树一帜。

王畿在两京讲学期间，门庭若市，不得不开辟分会场。在讲学过程中，王畿与钱德洪提出座位以年龄高低排列，而不以官位资历排座，这也成为王门讲学的惯例，反映了王学自由活泼的学风。

王畿退官之后，四处讲学，正如黄宗羲说：“先生林下四十余年，无日不讲学，自两都及吴、楚、闽、越、江、浙、皆有讲舍，莫不以先生为宗盟。”自嘉靖二十二年（1543）至嘉靖四十五年（1566），23年间，是王畿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他形成了自己完整的思想体系，在解释何谓“修身”与“格物”等问题上，王畿的观点，比王阳明更为精准。王畿活到86岁，历经明朝五代帝王，一生主要精力专注于学术研究与讲学著书立说，桃李满天下，使王学成为明中晚期代替朱学而兴的思潮。

二代弟子中亦有观点之争

阳明心学的“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观点，成为济世良方。心学的影响力在王阳明第一代弟子的传播下，日益扩大，逐渐形成浙中王门、泰州学派、江右学派等较有影响力的学派。其中浙中学派以王畿和钱德洪为代表，绍兴也成为了浙中王门“阳明心学”传播交流的主场。

在二代绍兴籍弟子中，较有影响力的便有周汝登、张元汴、徐渭等人，前两者师从王畿，其中徐渭同时师从季本和王畿，心学的影响力对其艺术创作影响深远。

（周汝登）

周汝登（1547-1629），字继元，别号海门，是今绍兴嵊州人，受晚明王学之风影响，周汝登研习王学，热衷讲学，其为维护王畿的思想，与当时著名学者许孚远有过“九谛”与“九解”的争辩，被誉为是“天泉证道”的延续，是当时名噪一时的“学术明星”。

作为王学传人，周汝登弘扬王学是非常虔诚的。万历二十七年（1599），周汝登辞官回到绍兴，当时讲学之风逐渐式微，周汝登为了延续师门，重新扛起讲学大旗，他率学生陶望龄等数十人祭告阳明祠，决心光大阳明心学。其讲学不断，从万历二十七年（1599）到万历四十二年（1614），周汝登多次在家乡剡中、越中讲学，有时候去杭州、新安等地进行讲学。

周汝登是继王阳明、王畿之后，阳明心学在绍兴最重要的传承者。明代大儒刘宗周在《祭周海门先生》中这样评价：“吾越阳明子以‘良知’之说启天下。及门之士于吾越最著者为龙溪先生；又百年，龙溪之门于吾越最著者为先生。先生于阳明之学，笃信而谨守之。由称而祖，一嫡相承。”给予了周汝登极高的评价。

同样师从王畿，张元汴有着其独到的心学主张。张元汴（1538-1588），字子荩，号阳和，绍兴人，是明隆庆五年（1571）状元。他少负意气，心期圣贤，一开始学习朱子，但对有些言论存疑，接触阳明心学后，恍然有悟，拜王畿为师，但不盲从王畿。

（张元汴）

张元汴为官期间，忠于朝廷，清正廉洁，不趋附奉承，真正做到了以知促行，知行合一。后其徒弟曾凤仪赞道：“先生孝友在宗党，端洁在乡间，直节在朝廷，令闻在天下，无不为后学法程，至默契良知之体，虽文成入室弟子，自谓弗如也。”

其实王学到了明万历年间，已陷入空谈误国的泥潭，张元汴针对这一流弊，提出“当今所急在务实，不在炫名；在躬行，不在议论，愈笃实，愈光辉，愈易尚，愈广大。”中年以后他对王畿“徒言良知而不言致，徒言悟而不言修”的心学观点产生不满，提出“本体本无可说，凡可说者皆工夫”的理论主张。概述张元汴的心学思想，主要有三个方面：“万事万物皆起于心”的心学观点、对良知善恶的争辩、对“存心之功”与“渐修合一”学理的发挥。

（徐渭）

作为越中名贤，徐渭的名气无论在明朝还是在当下，都如雷贯耳，他师承季本、王畿，把阳明心学运用于艺术实践，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艺术高峰。他包容性地吸收了季本和王畿的观点，一方面徐渭的真我本色，受王畿“以自然为宗”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也时刻警惕思想以及行为的放纵，强调了“龙惕”与“自然”的辩证统一。这一思想的形成，在其艺术创作上独树一帜。从徐渭始，花鸟画严格的构图和画法被颠覆。阳明心学解放了徐渭创作的思想，为徐渭的艺术创作提供了勇气和信心，随心所欲的大写意画风从泛泛的士大夫花鸟中脱颖而出，使其成为一代名家。

“阳明心学”在晚明出现“以禅诠儒”思想

阳明心学传至晚明，出现了陶望龄、陶奭（shì）龄兄弟，世称“二陶”，除此之外，张元汴后世子孙张岱也是阳明心学的信奉者。

（陶望龄）

陶望龄对于阳明心学的兴趣，是其任翰林院编修之后开始的，其常与泰州学派的重要成员焦竑（hóng）接触，开始对阳明心学有所了解。34岁的时候，拜谒周汝登，认他做了老师，成为王学一员。而陶奭龄受到陶望龄的照拂，指引进入阳明心学圣域。

由于陶望龄在学识上师承周汝登，其思想特色是以儒家立场而会通儒佛，在晚明禅学之风的影响下，陶望龄借鉴吸收了禅宗的理论，在对待佛教方面，比亲近释家的罗近溪、周汝登等人更进一步，强调要“学佛知儒”“以禅诠儒”。黄宗羲称陶望龄谈玄说妙、行事本儒，反映了其思想行动之间的复杂性。

（陶奭龄）

作为陶望龄思想的追随者，陶奭龄在学术观念上继承了周汝登、陶望龄一脉的观点，强调“以禅诠儒”。在阳明心学传承的过程中，注重实践的精神渐渐被消解。陶奭龄“识得本体，则工夫在其中”的思想也遭到了刘宗周的反对，在刘宗周看来，为学更应在工夫上用力。

陶、刘曾共举“证人社”，成为晚明最为重要的王学讲学活动，然后，陶刘之争，导致“证人社”分化，这也预示着王学的衰落。

（张岱）

王学后学张岱出生于王阳明去世70年后，是绍兴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文学批评家。张岱的曾祖父便是张元汴，张岱最为敬佩引以为豪的便是曾祖张元汴，因而也深受王学影响。

明末清初，王学式微，不少主张经世致用的学者不满王门后学的空疏，对王学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张岱站出来讲：“阳明先生创良知之说，为暗室一炬”，充分肯定了王阳明的历史功绩。

张岱的《四书遇》就是一部以“阳明心学”作为诠释“四书”的著作，阳明心学理论在《四书遇》中得到全面的继承。张岱哲学思想深受阳明心学的影响，在本体论上，秉持心为本体，强调自我，突出自我；在人性论上，继承了王阳明“性即理”和人的无善无恶的本性说，把人的善恶归之于后天的习染；在格物的方法上提倡“知行合一”，强调实践的重要性。

而今，追溯阳明心学的历史，发现其自诞生之日起，已流传了近500年，成为经世致用的重要学说，不仅在中华大地广为传播，同时兴于海外，日本、韩国等国家信徒众多。王阳明一生修道、悟道、证道，人生三部曲的起点与终点均在绍兴，如今阳明心学又迎来新的高峰，绍兴深厚的渊源，有望打造王学朝圣地。为推动阳明文化传播，绍兴籍学者钱明、张炎兴等，潜心梳理王学的脉络，推动了阳明心学的研究进程，成为了绍兴地方阳明心学研究的中坚力量。与此同时，王阳明研究会、稽山书院等机构，为推动绍兴阳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参考资料：《绍兴王阳明》（绍兴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参阅篇目《季本》《王畿》《周汝登》《张元汴》《徐渭画风与阳明心学》《陶望龄、陶奭龄》《张岱与阳明心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