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晚报》创刊号。

这是一张曾经战斗过的报纸，生命只有短短一个月，却值得被铭记，不仅因为它以“鲁迅”命名，还因为办报人的情怀和理想。今天，让我们一起翻开《鲁迅晚报》，回味一段尘封了70多年的往事。

报纸为何以“鲁迅”命名

1946年2月25日，北平大街的报童手里，比平日多了一种报纸——《鲁迅晚报》。这份报纸的出现，距鲁迅先生逝世已经有10周年。

回眸历史不难发现，这与当时的政局大有关系。1945年抗战胜利后，北平乱成了一锅粥：投降的日军接受蒋介石的指令“维持秩序”，国民党的大员们急着“五子登科”（金子、房子、车子、女子、馆子），北平人民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为了揭露黑暗统治，宣传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抗战业绩，介绍共产党和平、民主的主张，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一份份报纸不断诞生，又不断被扼杀。《鲁迅晚报》就诞生于这样的背景下。

《鲁迅晚报》是八开小报，每天两版。创刊号的发刊词引用了毛泽东在《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中的重要一段：“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与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与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贵的性格……”此外，每一期报刊的报头显要位置都会刊登“鲁迅语录”。

无论是报纸的版式还是内容，都显示着这一批办报者是在鲁迅先生的思想引导下走上革命道路的，对先生怀着深厚的感情。正如曾经参与过创办这份报纸的金冶回忆：在那个国民党大员们对美帝极尽奴颜婢膝之能事的时代，“鲁迅”这个名字该有何等强大的战斗力啊！

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样的报纸是让国民党非常恐惧和仇视的。明着不便禁，那就暗中禁，就连看报者也是危险分子，所以当时很多人看完就把报纸烧了。难以想象，当时在寒风中不敢大声吆喝的报童，是怎样将报纸售光的。

办这样的报纸，要有铮铮铁骨的报人。戈更、金冶、吕平、夏园等就是这份报纸的创办者。他们是一群真正有情怀、有担当的报人，除了面对当时国民党的压力外，他们还要面对办报经费的问题。这群满怀理想的人，决定不伸手向党要经费，一切费用自筹。

他们当时不过就是穷学生、穷老师、穷作家。办报不但没有收入，还要自己贴钱。吕平，为了解决纸张问题，拿出了全部家当；夏园卖了订婚戒指，戈更说服家里人，变卖了一部分家产，大家凑了一笔款子办报。

可是，当这些报人按国民党的规定向北平市政府申请登记时，当局根本不予理睬。身为画家的金冶找到当时的北平市长熊斌，据理力争才办理了报纸登记手续。

因太“红”被禁刊

《鲁迅晚报》只办了一个月。

当年的3月26日，报纸刊登了《重要启事》：“本报昨晚横遭警察非法检索，印刷工厂亦被百般刁难，以致不得不忍痛与读者暂别数日，待一切问题解决，当即本不屈不挠为真理奋斗精神，与读者再会。”

然而，这一暂别，就未再会。更为遗憾的是，由于办报时间短，读者又大都阅后即焚，使得这张报纸留存于世的并不多，全国各地的图书馆和档案馆中均未见此报纸。只有夏园的儿子夏正社，曾在网上购得几期，收藏至今。

报纸上到底写了些什么，让当局如此难以忍受，如此在乎其发声？根据留世不多的资料可知，第一版主要是刊登重要文章和新华社的电讯消息，向国统区人民传达很多事件的真相，揭露国民党的欺骗宣传。

那时，新华社北平分社已经在北平编发新闻稿了，但各家报纸都不敢用。《鲁迅晚报》决定用新华社的消息，然而新华社驻

地周围布满了特务，金冶等人冒险进去找到了负责人杨赓，约定取稿的人员、时间和方式等。

第二版是文艺副刊，主要是向读者介绍解放区人民的战斗和生活，也反映当时北平人民的苦难。当时的副刊也是主战场，既发表作家杨朔、杨沫的散文，也发表解放不久的张家口工厂女工们的文章。编辑面向百姓征稿，稿件要求：“只要是为人民说话的作品，具体表现实际生活的就行。”

因为要求简单，投稿者不少，这张报纸发表了不少反映北平劳动人民生活的特写和报道。同时，因为具有贴近性、可读性和群众性，又反映了地方特色，这张报纸很受欢迎。

譬如，在3月5日的副刊，“读者的话”栏目中，一位报贩说：“昨儿晚上，为卖这家报，杨家六栓子挨打了，我赔了一千元钱，报被没收了。”3月9日的副刊上，仍以“读者的话”的形式，发表了一个车夫对“国军”的控诉：“晚上快关西直门了，‘国军’拳打脚踢地逼一个车夫拉车出城，车夫口鼻流着血拉他出城，结果被拦在城外蹲了一夜，第二天，车厂老板问车夫收了两天的车租。”3月23日的报纸上，发表了一个当了四年学徒的青年来信，控诉了国民党和资本家对他的剥削，他向编者发出要求解放的呼声。

3月16日的一篇文章透露，北平警察当局发密令，抓了不少报贩，并威胁：“再卖那种书报，就要枪毙你们！”3月21日，又发表了一个交不起学费靠卖报赚钱的大学生的故事，为了卖《鲁迅晚报》，他先后在西长安街、西单商场、王府井被警察和便衣特务拖住，报纸被抢走，他被打得鼻子出血。这些文字，为我们留下了一幅幅真实的历史画面。

就在《鲁迅晚报》出版一段时间后，戈更和金冶秘密前往张家口，向那里的共产党组织进行汇报。他俩得到指点：“在编辑工作上要讲究些策略和斗争艺术，编得更活泼些，要更多地反映北平的情况，多用‘本报讯’，使晚报更好地成为反映北平市民疾苦和呼声的报纸。”

临别前，他们又嘱咐：“你们几个搞得太‘红’了，国民党的特务早就注意上你们。随时警惕，必要时先行一步，早点撤回解放区来。”

虽然接到了提醒，但《鲁迅晚报》还是因为为民发声，仅发行了一个月就被查封。

生命短暂而意义重大

夏正社（左）和高龙彬（右）。

1980年的一期《新闻战线》上有篇文章提到：“事隔三十几年了，遗憾的是几乎没有人提到过《鲁迅晚报》的事，我想再过若干年，人们要更隔膜了。真希望当年在《鲁迅晚报》工作的同志能回忆一下这份晚报的诞生，以及它的斗争经历。这对于纪念鲁迅先生，发扬晚报的革命传统和丰富中国现代报刊史的内容都是必要的。”

如其所言，《鲁迅晚报》确实险些湮没于历史长河之中，将其重新打捞起来的人是夏园的儿子夏正社，而让《鲁迅晚报》浮出水面的是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副教授高龙彬，这位“80后”副教授是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的博士，也曾经在纸媒当过记者。

这位有着求真精神的学者，为了研究这段历史，专门赶赴珠海，找到了这张报纸的创办人之一夏园的儿子夏正社，了解当年报纸创办的一些细节，并扫描拷贝了夏正社手中的《鲁迅晚报》，之后还专门写了一篇论文。

站在媒体人和学者的双重角度，高龙彬向记者谈了他的看法：《鲁迅晚报》生命短暂但意义重大。仅仅出版一个月的《鲁迅晚报》在中国共产党党史和中国新闻史上具有一定的重要意义。《鲁迅晚报》在一段时期内是北平革命者的精神旗帜与革命动力。一方面办报人是在“鲁迅先生的思想哺育下走上革命道路的”；另一方面是“在那个国民党大员们对美帝极尽奴颜婢膝之能事的时代，鲁迅这个名字该有何等强大的战斗力啊！”二者的结合就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与精神旗帜的汇合，这是中国革命的原动力。

高龙彬没来过绍兴，因为绍兴是鲁迅的故乡，他对绍兴格外神往。谈及为什么会关注鲁迅话题时，他谦虚地说：“我是学历史的，从本科到博士一直是历史学。我研究鲁迅纯属机缘巧合，也是‘槛外人’谈‘槛内事’。”但记者得知，他有不少有关鲁迅的论文。

通过高龙彬，记者联系上了当年报纸创办者夏园的儿子夏正社。据悉，“文革”期间，夏园受迫害，一家人被下放到了贵州。如今，夏正社在珠海生活。

夏正社说，当年他是在整理出版父亲的文集时，知道了《鲁迅晚报》，但是没有发现样报，甚至去了国家图书馆也仍然无果。夏正社认为，必须找到这份晚报，因为这是当时国统区唯一一份公开发行的为共产党发声的报纸，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

4年前，他通过在网上“有赏寻报”，终于在一位河北书商手中，重金收购了仅有的五期《鲁迅晚报》，虽然份数不多，但是有创刊号，而且是五连期。

夏正社说，母亲一直耿耿于怀父亲当年偷偷拿了她的全部嫁妆去办报纸，“母亲是京城边一个殷实大户的独生女，嫁妆颇为丰厚。父亲为了办报，不仅当了他们的订婚戒指，还变卖了她的嫁妆。被下放的那段岁月，母亲没少念叨这件事。”

（感谢夏正社先生提供图片）

记者手记

永不“寂寞”的鲁迅

在完成这篇报道的同时，广州鲁迅纪念馆一场名为《鲁迅·徐志摩——呐喊与歌唱的人生》的展览正在进行之中。

看到展览名称就让人脑子“叮”的一下冒出问号，并感叹“广鲁”的发散性思维：这两人似乎从未有过交集，远在南粤之地的展馆，为何会把民国时期的两位浙江名人放在一起开展？不过，这次活动确实引发了人们的兴趣，有人提出疑问：鲁迅和徐志摩相差16岁，一个办新月社，一个属“语丝派”，文学理念和追求不同，估计他们连照面都没有打过吧。

果然，就有学者当即对此给出考证：“鲁迅见过徐志摩”是笃定的，因为有《鲁迅日记》。

1924年5月，泰戈尔来北京时，林徽因饰公主齐德拉，徐志摩饰爱神，共同上台表演了泰戈尔的作品《齐德拉》。那次是林徐首次登台表演，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学者们发现，《鲁迅日记》中，记载着1924年5月8日那晚，鲁迅和孙伏园以普通观众身份看了这部戏，所以确定鲁迅见过徐志摩。

这让人不禁感慨，只要是事关鲁迅先生，总有学者在孜孜不倦地求索。无论是“打捞”《鲁迅晚报》的高龙彬，还是从《鲁迅日记》中挖掘细节的学者，百余年来，鲁迅先生从来不缺“粉丝”。相信，无论过去多少年，鲁迅先生都不会沉寂于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