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钱明（左）赴广东潮州考察阳明学遗迹。

钱明，浙江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华孔子学会阳明学研究会副会长。他从事“阳明学”研究已有 30多年， 1986年起参与日本阳明学大师冈田武彦等人组织的王阳明遗迹考察活动，王阳明到过的地方，他和一起参与考察的学者也大都走了一遍。阳明学研究为什么会在 500多年后的今天掀起一个热潮？钱明的观点是，这是当下时代的需要。10月 28日，记者赴杭对钱明先生进行了专访。着迷“阳明学”30多年。

着迷“阳明学”30多年

想尽快把中外学者的阳明游记或考察记系统整理出来

“虽然之前我也有断断续续的研究，但真正系统地研究王阳明是从1986年开始的。”钱明告诉记者，他进入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后，就跟随时任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所哲学研究室主任（后任省社科院院长、杭州大学校长）的沈善洪，开始了阳明学研究，至今已有30多年。

“那时主要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整理《王阳明全集》。解放以后，国内并没有王阳明著作的正式出版物，如果要读《王阳明全集》，就只有民国时期，甚至更早时期的版本。当时，在沈善洪和吴光的主持下，我与吴光、董平、姚延福一起，差不多用了三年时间，专门在做这件事。”钱明告诉记者，这部《王阳明全集》正式出版的时间是1992年。说起当年，他至今记忆犹新。“那时候还没有电脑，所有的整理工作都靠手抄。而这部《王阳明全集》出版的第二年，浙江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宣告成立，这也是全国成立最早的阳明学研究机构之一。”

第二件事对钱明的研究方向产生了重要影响。1986年起，钱明参与日本阳明学大师冈田武彦等人组织的王阳明遗迹考察活动。“在此之前，我研究的是朱舜水，写的第一篇论文也是关于他的研究。”钱明说，1986年，冈田武彦第一次到绍兴拜谒王阳明墓时，自己还不会日语。“当时，冈田武彦不光带来一批学者，还带来一批企业家，我在杭州见到了他们。这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日本的企业家。听说他们在阳明墓前痛哭流涕，我就想，日本人为什么对阳明学这么感兴趣？后来，他们回到日本后，就马上筹划了阳明墓的修复工作。”

“一年多后，日本方面就筹集了300万日元（当时相当于10多万元人民币），绍兴县政府也拿出了将近30万，总共花了40万，把这件事情做成了。”钱明告诉记者，阳明墓从1987年开始修，一直到1989年修复完成。这两三年中，冈田武彦有个助手，是个民间的阳明学爱好者，叫松尾正威。“他为此事来了好几趟，每次来，我都陪他去阳明墓。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把全部精力转向了阳明学研究，还去了日本留学，我的第一本阳明学专著《阳明学的形成与发展》就是在日本留学期间写的。”

从1986年开始一直到1996年，这项王阳明遗迹考察工作一直持续了10年。“陆续参与考察的日本人有数十人，他们总共来了七八次，有组团来的，也有个别来的，我基本上都陪同他们去了。他们沿着王阳明走过的路一路走过去，浙江、江西、广东、广西、贵州、湖南、安徽、江苏，凡是王阳明到过的地方，基本上都去了。最长的一次是在1991年，他们在中国考察了41天。考察结束以后，冈田武彦写了一本《王阳明纪行》。”钱明说，这本书是日文版的，他想尽快把它翻译成中文，因为他是亲历这件事的人，当时亲历这些事的人，很多都已经去世了。同时，他也希望用一到两年时间，把这些中外学者写的游记、考察记，系统地整理出来，因为这都是很有价值的。

研究转向“阳明后学”

绍兴有一个“阳明后学群”，当前“挖掘”还不多

2002年以后，钱明出版了许多阳明学的专著，比如《儒学正脉——王守仁传》《王阳明及其学派论考》《浙中王学研究》等，也整理了许多古籍，比如《徐爱·钱德洪·董澐集》《王阳明全集补遗》《张元忭集》《王时槐集》等，还翻译了许多国外的阳明学专著，比如《王阳明与明末儒学》《简素——日本文化的根本》《东亚阳明学的展开》等。

实际上，在2000年，他的研究外延开始扩大，从“阳明学”转向了“阳明后学”。“所谓阳明后学，就是阳明的门人及再传弟子等，内容相当丰富，丝毫不亚于王阳明本人。”钱明说，他已经把绍兴籍的阳明后学张元忭散布在各个地方的著作文献集中起来，编成了一部《张元忭集》。此外，有关绍兴的，浙江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还整理出版了《刘宗周集》，接着还要整理出版《季本集》《陶望龄集》等，这些都属于阳明后学。“其实，绍兴就有一个‘阳明后学群’，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领域，过去挖掘不多，现在我们正在弥补。”

为什么说它重要呢？钱明举了王畿的例子来说明。“钱德洪的全集已经遗失了，到现在都没找到，我编的是辑佚本，只收录了他小部分的著作。但王畿的文集等都保留下来了，所以对王畿的研究就比较充分。当然，王畿也的确可排在阳明后学中的第一位，他在日本的影响也很大。日本的阳明学鼻祖中江藤树，最早就是读了王畿的书以后，才进入阳明学大门的。而且这个人也是绍兴人。关于王畿，海内外学术界有关他的研究专著有不少。”

当然，这些基础性的整理研究工作主要也是为了后人。“关于张元忭，在浙江图书馆里有一个文集，是海内外孤本，不能拍照，也不能复印。学术界的人，包括海外的人，想来读这本书，必须跑到杭州来。于是，我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天天去那里抄，把它全文抄录出来了。也就是说，现在想看这本书，就不需要跑到浙江图书馆去了，直接看我整理的集子就好了。”钱明告诉记者，为了抄这本书，他还缝了12针。“当时我是每天骑着自行车去的。一次在浙江大学玉泉校区那里，被绊了一跤，头破血流。遂就近在浙大医院里缝了针，看时间还早，想想浪费一天时间太可惜了，就又去了浙江图书馆。”

的确，正是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才为学术界提供了诸多方便，也为阳明学研究打好了基础。而除了地域阳明学，区域阳明学则是钱明的另一个主要的研究方向。“近几年，我开始对日本、韩国的阳明学研究产生了兴趣，还专门为此考察了那里的不少阳明学遗迹。光考察日本阳明学研究，我就去了两次。现在还扩展到了欧美的阳明学。我们还邀请了一位美国学者和我们一起搞课题。这位美国学者叫伊莱瑞，现在他已经把欧美的，主要是英语和德语世界中的阳明学研究史的资料系统地整理了出来，有20多万字。”钱明告诉记者，这本书很有价值，比如从中可以知道，欧美的传教士刚到中国的时候，就已经跟中国的阳明学者有过接触。后来，有传教士到了日本，又和日本的阳明学者有接触。“也就是说，欧美世界早就知道了王阳明。当然，真正有影响的研究是从近代开始的，而且是受了日本的影响。17世纪初，阳明学就传入了日本，而传入朝鲜的时间更早，是在16世纪，当时阳明先生还在世，而他的《传习录》就已经传到了朝鲜。”

“阳明热”是时代的需要

历史上，“阳明热”往往出现在社会重要的转型期和变革期

那么，为什么时隔500年阳明学又那么热了呢？钱明给出的答案：这是时代的需要。

“我们讲历史唯物主义，当下的阳明热，其实并不是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研究机构可以推动起来的。你只要稍微回顾一下近现代史就可以知道，阳明热并不是我们现在才有的，现在只是进入了又一个高潮。”钱明告诉记者，阳明热在中国近现代就已经出现过。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几十年间，阳明学也是非常热的。同样，我们周边的国家，如日本、韩国，在近现代也出现过几次阳明热。

“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规律。阳明热往往出现在社会重要的转型期、变革期，像日本明治维新前后，韩国1910年前后的救亡运动期间。中国从19世纪末的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前后的这十几年，正是社会的重要转型期。当下社会也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处于重要的转折期。”钱明认为，除了时代的需要，阳明热也与阳明学本身的特点和精神有关。

“我把它概括成四个字：变、动、易、实。变，就是变通性、时宜性。阳明学不是固步自封的，它可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动，就是行动性、活泼性。易，就是简易性、一体性。一体性是一个哲学术语，所谓一体性，是阳明所强调合一、浑一的方法论，比如心物、知行、体用关系等，阳明都视为合一的，知行合一，心物合一，体用合一，乃至圣凡合一。一体性可以说是阳明心学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特征，是阳明心学和程朱理学的一个重要区分点。实，是实践性、实用性。这四个字，可以用来概括阳明的真精神。而具备这四种精神的思想学说，正是处于变革期、转型期的社会所需要的。”

此外，在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中，阳明学也是比较容易被大众接受的一种。“阳明当时讲学的时候，就是一种平民化的讲学方式。他讲学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平民化的，所以当时就能吸引成千上万的人来听他讲学。而且他讲的道理，大家都听得懂。”钱明举例说，比如阳明讲课时就把良知比喻成黄金，每一个人心中都有良知，无非是多少的问题，而不存在质的差别。也就是说人的本性是一样的，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圣人，只要本心中的良知呈现出来，开发出来，就是圣人。可见，阳明的成圣说要比必须通过繁难的学习过程才能成为圣人的朱熹的成圣说简易多了。“阳明心学非常强调‘致良知’，‘知行合一’的‘知’，就是良知；‘行’就是‘致’。良知有公共性的一面，也有个体性的一面。良知的公共性就是良知的普适性，所有人都一样，无非是没有被开发出来，用阳明的话说，就是良知被遮蔽了。因此，阳明心学也有助于重建当下中国人的信仰体系。”

“阳明学的发端是在绍兴，我说的绍兴不是大绍兴的概念，而是指越城。‘发端’这个话是谁说的呢，是阳明的大弟子季本说的。”钱明认为，对于绍兴来说，顺应这个时代大背景，在弘扬阳明学方面其实有很多文章可以做。具体来说，可以分为走进企业，走进学校，走进社区，走进农村。

“走进学校，绍兴是走在全国前列的。特别是阳明小学，做得非常不错。走进企业，应该也不难，绍兴的民营经济这么发达，而且已经有不少企业家看到了阳明心学对企业管理和企业文化的作用。相对来说，进社区和进农村难一些，但绍兴也是有条件的，比如观象台所在的王衙弄，就是属于北海街道管辖的，街道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其实阳明学可以讲得很通俗，比如给社区居民去讲家训、讲家教，阳明的文章中有很多这方面的素材。”钱明认为，阳明先生的思想不只是一种历史的形态，不只是书斋里的学问，人们更需要的是让阳明思想走出书斋，这样才可以落实到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去。也只有这样，阳明先生的思想，包括他的“致良知”说、“知行合一”说，才能真正成为支撑现代人生活的精神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