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历史界、考古界又迎来一场关于大禹治水的争论。近日，一个中美科研团队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宣布，他们在黄河流域发现了古代一场特大洪水的科学证据，这一洪水很可能就是“大禹治水”故事中提到的灾难性大洪水（详见本报8月6日报道）。对此，绍兴的一些专家学者也很关注。不过大家一致认为，绍兴无谓于这场“口舌之争”，还应留出更多的精力来梳理大禹文化。

《科学》杂志上的论文观点之所以引发热烈争议，主要触及两个敏感点：一是以公元前1920年黄河流域的大洪水来论证大禹治水传说的真实性；二是认为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的遗存。根据论文所述的“科学证据”，在公元前1922±28年黄河流域发生超级大洪水，这与大禹治水传说恰好对应。而如果结论是真实的，则意味着夏朝的起点是公元前1900年左右，把夏朝起点推后了两百年。

“这只能说明那个年代发生了特大洪水，不能说明大禹治水发生在哪时。”对于这些质疑，绍兴水文化专家徐智麟说，洪水之说只能说明是大禹治水传说的根源。但有没有这次洪水，不影响中华文明史或者说大禹文化史。“无论是良渚文化还是河姆渡文化，早前就有很多学术考据论文加以论证了，当时的海退海进之事对于沿海人们来说都是洪荒之灾。”徐智麟认为，从考古的角度看，此次“科学证据”总体反映的是当时自然界确实发生过有关的大灾害，不能间接地推理大禹治水的时间。大禹治水的事也不需要建立在这个考古发现上。

徐智麟还认为，大禹治水对我们而言是一种精神和方法的文化传承。“大灾害跟前，人类必然要抵抗，并找到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方法，而大禹就是带领当时的人类抵御自然灾害的社会领袖，是治水英雄的形象浓缩。”他说，对大禹的敬畏是我们继承先人的精神，无关乎考古，不需要考古的实物化。

绍兴市鉴湖研究会会长邱志荣也十分关注这一报道。“这些新证据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说法，尤其是关于堰塞湖部分的，很难下定论。”邱志荣说，关于黄河流域超级大洪水的发现没有具体证据。即使有证据，也证明不了大禹治水的历史，也不能推论夏朝的历史。

“如果结论是真的，现在的考古更加印证了大禹治水的一些事实，尽管时间和年代存在差异，也不影响大禹文化。此外，我们也没有必要纠结于大禹的年龄、时间，这是一种神话、历史杂糅的人物形态。”昨天，绍兴大禹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相关负责人杨福全说，从近几年对大禹文化的关注看，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时代都是从“洪荒”开始的，洪水也就此造就了治水文化。所以可以想象，无论是公元前1900年，还是公元前21世纪，“百年一遇”的洪水在每个朝代都会有，在历史传说和神话中浓缩为“大禹时代”。“毫无疑问，那个时代，即以禹为代表人物的人们举‘洪荒之力’与自然做斗争，比原始部落、联盟自己的战争更为重要，直接影响生存。”杨福全说，结论真实与否没有必要过多争论，也无需把神话历史交融的人物年龄确切化。他认为，绍兴着力的应是大禹精神的弘扬。对绍兴乃至全国而言，不如把相关的史料和科学成果做一些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