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桥一家培训机构号称“中国最具影响力”，如今面临着20万元罚单。消息见报后，有市民认为，人家小微企业生存不易，处罚也是为了惩戒，意思意思就差不多了，20万元的罚款金额是不是太高了。（据2月25日《绍兴日报》）

　　有关罚款问题，我国法律以前规定的起点一直较低，很多是50元、100元起步。在广告词中使用“最”字的行为，原《广告法》规定，“处广告费用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像这家培训机构，主要是在自己发放的宣传资料中使用“最具影响力”的称号，自己印刷点宣传资料并不需要多少钱，即使是按照5倍罚款，又需交多少罚款呢？相比招生带来的利润，这样一点处罚会起到什么作用吗？正因处罚太轻，虚假广告满天飞，每年因为假广告而受害的人可谓不计其数。当我们为20万元罚款心生恻隐之时，去想想那些上当受骗者的斑斑血泪吧！ 

　　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对于经济领域的违法行为，只有处以严厉的惩罚，才能杜绝不法行为。有一个通俗的说法，就是罚他个倾家荡产，使之再也不敢有下一次了。正因如此，去年新修订的《广告法》，将虚假宣传的罚款起点定为20万元。在当前虚假广告乱象形势严峻的形势下，这样的规定显然是必要的。

　　现在许多人同情那家小培训机构，貌似有理，毕竟人家企业小，人家不懂法，人家现在悔过了。这里暴露出来的问题，其实是法律实施过程中非常常见的情理与法理相冲突的问题。只要熟悉法律实务的话，类似例子可以说是举不胜举，而且反差远胜于罚了20万元钱。比如两个小偷上车行窃，各自窃得一个钱包，一个钱包里只有50元钱，还有一个钱包却有一块价值50万元的手表。那么前者可能最多治安拘留几天，而后者因为“数目特别巨大”，按照刑法要面临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后面那小偷会说,我本来不想偷这么多的啊，我是初犯啊，我以后再也不偷了，但是法律就是这么无情。当情理与法理相冲突之时，尊重法律是第一要务。

　　也有人坚持认为，这样法律规定不公平啊！或许你的观点也有道理，即便如此，大家也只能呼吁、建议，待到下次修法时由立法机构综合评估决定。就像盗窃案“数额特别巨大的”，原来最高刑是死刑，现在这一条已经废除了。许多经济案件原来都有死刑，现在都废除了。但是，你能说对原来那些被判死刑的人处罚得太重了吗？依照当时的法律，就需要这样判，这样判就是公平。社会形势会发展，法律的宽严程度也会随之调整。但是，对现行法律的尊重以及严格执行，这是执法者需要遵循的基本职业规范。如果都可以根据感情行事，觉得这个不能处罚，那个应该罚得轻一点，那么最终的标准如何确定，法律会不会进入空转状态。

　　新《广告法》实施不久，从某种意义上说，有人因此受罚，本身也能起到宣传法律、推广法律的作用。为了避免更多人因为虚假宣传上当受骗，发现一个、处罚一个，即使情感上我们有所不忍，但法律这把快刀必须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