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安徽省亳州市的检察长座谈会上，该市检察院检察长陶芳德宣读了一份特殊的遗书——《悔恨的遗书》。《悔恨的遗书》是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被执行死刑前写下的。从郑筱萸的忏悔中，陶芳德专门挑出了三句话，为与会人员细细解读。这三句话是：“我这个单位太重要了、我这个岗位太重要了”，“当官一定要负责任”，“彻底地看出了中央反腐败的决心”。（据9月7日《检查日报》）

    在我们厌倦了贪官忏悔书上“忽视了世界观的改造”、“法律意识淡漠”之类的套话后，再来看郑筱萸的遗书，感觉到这三句话确实朴实无华、发自肺腑。郑筱萸分别从官员的职责、为官的态度和中央的反腐决心三个方面发出感慨，可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只可惜他罪孽深重，悔之晚矣。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死刑犯临死前的现身说法，对于世人来说无疑最直观、最有说服力的教材。一名执掌一方大权的高官，曾经是何等的威风八面，只因利欲熏心，最后落得个身败名裂，为世人唾骂，也给亲友蒙羞。这既是郑筱萸个人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哀。每一个手握公器的大小官员，如果不意识到自身职责的重要性，不以负责任的态度对待工作，不看清当前的反腐形势，就会重蹈郑筱萸覆辙，“亦使后人复哀后人”。

    不过，郑筱萸为什么在位时意识不到这三句“大实话”呢？此前，身为一局之长，难道他竟不知道自己单位和岗位的重要性？受党的教育几十年，难道他不懂得“当官要负责任”这个浅显的道理？在他落马之前，已经有比他地位更高的官员因为贪赃枉法而被绳之以法，难道他还没有看出中央反腐败的决心？非也，郑筱萸自己也在法庭上承认，“送钱的人都是药企的老板，都是发生在1998年我任国家药监局局长以后……都是冲着我的权力来的。”他的腐败，关键是他的权力没有受到及时的制约和监督，是利益诱惑使他丧失了起码的理性。

    所以，郑筱萸的遗书对各级官员们的警醒作用也是非常有限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反面典型的警示效应会逐渐衰减，而人性中的私欲却是长期发生作用的本能冲动，官员手握权力，就会受到各方的利益诱惑，当他们贪欲膨胀时，侥幸心理随之而生，而理性的藩篱变得不堪一击。

    诸多事实证明，预防腐败，贪官的现身说法只能是“辅药”，而其“主药”只能是通过完善制度，强化对于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