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反倾销协议是各成员国采取反倾销措施所依据的国际法规，对各成员国具有强制性。我国反倾销调查的立法与实践也严格遵守WTO反倾销协议。自1997年对来自韩国、加拿大、美国的进口新闻纸发起首次反倾销调查以来，经过10年的探索与积累，我国已经对外发起反倾销调查48起，案件涉及化工、冶金、造纸、纺织、电子、医药等八大领域，国内涉案企业136家。反倾销措施有力地抑制了不公平贸易行为，维护了国内产业界的利益。然而，由于反倾销协议是在多边谈判框架下达成的，协议内容是多方妥协与折中的结果，不免存在模棱两可、容易引发争议的地方。近日，由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教授何海燕承担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反倾销政策与产业损害数据资料库系统规划研究”的部分研究成果显示，产业损害的确定就是这样一个备受争议的部分。

 

产业损害的确定是反倾销调查中的关键环节。WTO反倾销协议条款对于调查机关需要调查和评估的情况、因素和指标作了详细的列举，但协议同时指出“该清单不是详尽无遗的”、“这些因素中的一个或多个均未必能够给予决定性的指导”。是否存在其他未被考虑的造成或者反映产业损害的因素、指标，当各个指标反映的损害结果不一致时如何作出裁定，或者即使各个指标都反映了存在损害，又如何判定倾销和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何海燕指出，对于这些问题，WTO反倾销协议都未给予明确解答。

 

 

对于产业损害的界定，国际上有两种分析方法，即“应用反事实分析法”和“应用趋势分析法”，这两种分析方法是否能承受反倾销案调查之重？

 

应用趋势分析法是最早被采用的一种确定产业损害的方法，它将产业损害的确定分为“国内产业是否受到了实质性损害”和“产业损害是否由于不公平的进口造成的”这两个问题。在损害测试阶段，调查机关依据能够反映调查期内国内产业状况和趋势的一系列指标、因素，根据被调查产品进出口数量、价格、生产经营状况、财务状况等重要参数指标，尤其是敏感指标的变动趋势，对国内产业情况进行调查评估。如果这些指标表现出下降的趋势或者出现糟糕的情况，就可以认定国内产业受到了损害。

 

何海燕说，在认定产业损害存在的情况下，调查机关还需要进行因果关系确定。进口数量、市场份额的增加，进口产品或者国内相似产品价格的下降等趋势，进口价格低于国内价格、国内产业滞销等将作为认定存在因果关系的证据。 如果调查机关认为既存在产业损害，又存在倾销与损害的因果关系，那么就会作出肯定性的裁决。这种方法的特点是简单、直观，便于理解，但不能够对产业产生损害的所有因素，如需求量的变化、消费者偏好的变化、技术进步、政策因素等进行分析，无法排除其他因素对产业损害的影响。

 

何海燕强调，趋势分析法存在一个致命的问题：它并没有对倾销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清晰的解释。因此，倾销与损害同时存在，不代表两者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而如果两者不同时存在，也不代表不存在倾销造成的产业损害。

 

而作为反事实分析法（Counterfactual Analysis）分支之一的应用反事实分析，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学建模与模拟方法，即通过比较存在倾销与不存在倾销两种情况下国内产业的表现，得出倾销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分析结论。这种方法既可以用于分析产业损害是否存在，也可以用于分析倾销与产业损害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何海燕说，对于产业损害的确定，反事实分析方法首先建立一种不存在倾销的虚拟情况，即出口商的国内市场和出口市场是一体的，出口产品在两个市场上的价格是一致的；然后将这种虚拟情况下国内产业的表现与现实情况相比较，以确定倾销对国内的产量和价格的影响程度，从而确定产业损害的程度。尽管这种分析法具有较为完善的经济理论基础，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使用该模型进行计算时，需要输入若干经济变量数值，包括国内产品与进口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总需求弹性、国内产品及进口产品的市场份额等变量。这些变量数值选定是否恰当，决定了产业损害分析结论是否准确、可靠。为了确保数值的准确，使用反事实方法的调查机关一直在注意收集、分析这些经济变量的数据。但对于一些较为狭窄的产品线而言，用于经济分析的基础数据缺乏，而严格的调查期限规定使得调查机关更难以获得可靠的变量数值。有学者甚至认为，所有关键的变量数值都是猜测出来的，而不是基于真实的行业数据获得的。

 

 

在分析倾销与损害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时，反事实分析法通过建立经济学模型，分析造成国内产业损害的各种影响因素的变动，对国内产业经济指标的影响，从而得出因果分析的结论。这一方法一般将国内产业收入、产出、利润等经济指标作为产业损害的代表性指标，并将损害指标的变化分解为总需求、产品相对质量、国内供给、非倾销进口以及倾销价格等影响因素，可以在保持其他影响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分析某种因素例如倾销价格的变化对国内产业的影响。

 

何海燕说，这样就可以区分各类影响因素对国内产业的影响，从而确定倾销还是其他因素造成了国内产业的损害。这也同时满足了WTO反倾销协议的“非归因性”要求。但这一方法也同样存在着经济弹性数据无法精确获得的困难，导致其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受到质疑。因此，计量经济学方法登上舞台。

 

计量经济学方法与反事实的经济学方法不同，它是一种基于实际数据的实证分析方法。何海燕说，计量经济学方法能够对造成产业损害的各类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从而能够确定究竟是进口倾销还是其他非倾销因素造成了国内产业的损害。这些定量结果能够为调查机关进行产业损害裁决提供直接的理论依据。然而，在产业损害调查中应用计量经济学方法也存在一定的障碍。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基础数据的缺乏。由于反倾销调查对象产品经常是一类特定的产品，调查机关往往难以获得详尽的数据资料，使得计量经济学方法的使用受到一定的限制。

 

 

WTO反倾销协议对产业损害的确定列举了十几个考察指标，WTO专家小组认定调查机关需要对所有指标进行调查与评估，但对如何利用这些指标、使用何种方法进行产业损害确定并未给出说明。因此，许多学者对构建产业损害评估指标体系，及进行损害评估与认定进行了研究。

 

何海燕认为，首先，构建产业损害指标体系是使用该方法的基础，并以此构建了多层次评价指标体系，对倾销因素、非倾销因素、定性指标、定量指标进行综合考虑。此后，一些学者在此基础上重新构建了指标体系，分析倾销因素指标，并对指标的相关性进行了消除。其次，在构建出评价指标体系的基层上，通过引入层次分析法、多层模糊综合评判法、神经网络方法、多层次灰色模型法等理论方法对指标体系进行评估。但这些方法首先需要构建出产业损害评价的等级，然后对各层指标权重进行分配与计算，最后通过模糊数学、神经网络或者灰色系统理论得出产业损害的定量化评估结论。

 

但何海燕说，指标体系方法是一种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它能够有效利用反倾销协议规定的指标，通过完善的理论方法得出定量化的评估结论，从而为调查机关进行产业损害的判定提供理论依据。但是这一方法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一方面，由于反倾销涉案产业的巨大差别，各指标对评估结论的影响程度和重要程度也有所不同，因此各指标的权重分配是否合理，直接影响评估结论的可靠性；另一方面，在构建指标体系时，对各指标之间的联系和相关性分析不足，将直接影响评估结论的科学性。

 

目前，“反倾销政策与产业损害数据资料库系统规划研究”课题尚未结题，谈到未来的思路，何海燕说，反倾销措施的运用有严格的规则，应遵循WTO规则以及根据WTO规则制定的法律法规。她希望这项研究能为我国调查机关进行反倾销调查的实践提供一些思路与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