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某学校不久前收到一笔来自香港政府一名科教官员退来的钱款。原来，这是该校前不久邀请香港官员来内地的讲课费。这名香港官员退款的理由是：赴内地讲课是用了工作时间（经主管批准）所为，讲课内容又属于本人工作范围，“此讲课系职务行为，吾已领取了政府发的薪水，若再拿额外报酬，便属违规” 。据悉，香港官员不敢拿内地有关单位发的讲课费之事并非个别。这就提出一个问题：我们一些人习以为常的“游戏规则”，何以屡屡在香港官员那儿碰壁？

　　香港官员，在内地可称之为领导干部。这些年，我们这儿的领导干部讲课之事，时有所见。一些地方和单位的领导干部被邀请到外部门、外单位（包括下属单位）讲课渐成“风气”，而领取讲课费亦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每次讲课费从几年前的两位数（几十元）、三位数（几百元）到眼下的四位数（上千元、几千元）。同样是官员讲课，为何香港官员不拿讲课费？首先在于不可拿———讲课系“职务行为”，且在公务作息时间之内；其次在于制度规定———不可利用职务之便获取薪水之外收入。于理于法，皆有约束，谁还敢拿讲课费？

　　内地一些在职领导干部的外出讲课，确也在上班时间，讲课之内容，亦与本职工作相关，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心安理得地拿讲课费？原因基本有二：一是美其名曰“按劳取酬”，讲课前要费心备课，讲课时要费力演说；二是讲课费用支出多列入“教育培训”之范围，按现行的财务制度，上至领导机关，下至企业街道，均有这笔支出名细，再多的讲课费也“报销得了”。真可谓：发放者“名正言顺”，领取者“理所当然”。

　　但是，香港官员不敢拿讲课费，却着实令我们深思。香港官员不敢拿讲课费，而我们这儿有的领导干部泰然处之，关键在于制度设计思路上的差异。身为已经拿了纳税人供奉薪水的官员，再另从其它途径获取“职务报酬”，显然有违社会“公平公正”之原则。举凡有损于这个原则的“职务行为”，都当为“禁止之列”。这就是香港官员不可拿、不敢拿讲课费的制度设计思路。尽管在我们这里，有关禁令（规章制度）并不少，也常被纪律检查部门三令五申，可在执行过程中或走样变调，或收效甚微。何故？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我们有些禁令多强调“不可为”，缺少体现“何以不可为”之道。像“香港官员不拿讲课费”，无论是在道理上还是在规定上，均让人心服口服，且尺度适当容易操作。制度是让人执行的，尤其禁令的有效贯彻，离不开人的“畏惧心理”，而这正来自于制度本身的明白易行。

　　从某些领导干部心安理得拿讲课费，我们联想到如何防范少数领导干部利用职务之便获取“额外收入”的问题。什么叫清正廉洁？难道仅仅是做到不贪污受贿？其实，对广大领导干部来说，对于“职务之便”上的防微杜渐才是最重要的清正廉洁。贪污受贿毕竟是极少数，而且比较容易辨别和识破，但更多似乎合法却属于有失公正公平的“职务之便”收入，既会使某些干部放松自我约束，又损害了干部清正廉洁的形象。

　　领导干部拿讲课费，或者拿“红包”之类，似乎是小事，却事关领导干部的“职务行为”和形象。现在有些领导干部在群众中威信不高、形象不好，同他们的“职务行为”自律不强有直接关系。有的干部什么钱都敢拿，什么东西都敢要，恰恰忘了自己的“职务”，这不仅影响了领导干部的个人形象，而且严重损害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比较香港官员不拿“讲课费”之举，我们的党员干部确实需要作深刻的反思，应该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