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显示了基层社会治理和大中型城市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作用。绍兴既是“枫桥经验”的发源地，也是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先行探索地，承担着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和探索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双重使命，理应挑起重担，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绍兴智慧、绍兴实践、绍兴元素。

当前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的进一步提升以及区域一体化、大湾区和大都市圈建设步伐的加速，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压力日益增加，市域社会治理问题与挑战逐渐凸显。市域治理主要是指副省级城市和地级市的全域治理。一般而言，市域面积广、行政区划复杂、边界线较长，市域边界地带因历史文化传统、地理区位、治理水平差异容易形成断裂带，进而对市域治理带来各种新问题和新挑战。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就是要充分发挥市一级党委政府的统筹谋划作用，通过优化市域社会治理组织体系、提升市域社会治理核心能力，形成市-县（市、区）-乡镇（街道）上下联动协调，党委、政府、市场、社会、公众等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社会治理新体系，继而在市域范围内构建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的重要领域，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承上启下枢纽环节。

一、完善市域社会治理组织体系建设

在市域社会治理体系格局中，地级市-县市区-乡镇街道（社区村庄）属于三级架构，其中地级市是统筹，县（市、区）是执行，乡镇（街道）、社区（村）是基层基础。一是县（市、区）层面，对地级市的统筹谋划要积极贯彻并快速组织执行，发挥县（市、区）具体部署实施能力，紧扣地级市治理总目标，构建县（市、区）内社会治理的治理体系、力量体系、任务体系、机制体系、智慧信息支撑体系，打造权责清晰、智慧集成、扁平立体、运行高效的县（市、区）社会治理体系。二是乡镇街道层面，要抓好基层基础，发挥党委领导和政府负责功能，赋予综合信息指挥室一定的权威，健全“基层治理四平台”工作机制，统筹建好网格队伍，进一步完善综合信息指挥室+“四个平台”+村社+全科网格的基层治理工作体系。三是村社层面，抓好自治是关键。通过强化自治意识、建立自治规范、培育自治组织，加强村社党组织领导，完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真正实现“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四是网格层面，做好触角延伸，健全网格队伍管理机制、网格准入机制、业务培训机制、考核激励机制、宣传引导机制，在党建引领下，培育一员多能网格队伍，完善网群共治机制，夯实平安建设基础。

二、加大市域社会治理的制度供给力度

建议充分发挥设区市立法权优势，加大对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供给力度。一是探索关于街道办事处的市级立法。2004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是街道办事处建立和运行的主要法律依据。目前我国街道办事处的职责是按照“派出机关的性质，一级政府的任务”来确定的。特别是2009年全国人大废止了1954年《街道办事处条例》，造成了街道办事处法律制度供给的严重不足，也使街道办事处的实际工作只能处于摸索状态，功能“缺位”和“越位”并存，加快街道办事处相关立法势在必行。二是加快网格化治理的相关立法。“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是近年来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抓手和载体，但网格化治理的法律依据不足、职能划分不清、经费保障乏力的情况越来越明显。特别是网格组织既不是行政组织，也不是自治组织，其法律主体地位的不清，导致网格员在行政权自治权之间徘徊。网格员相对人民调解员而言，在配套法律依据方面处于极其薄弱的状况。与此同时，我国原先法律设计中另外一支法律依据充足、职能明确的队伍，即治保员队伍，却逐渐功能弱化，消失在市场经济中。居委会、村委会下设的治安保卫委员会是我国宪法明确规定的与人民调解委员会并列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具备极坚实的法律基础，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近年来，网格组织的兴起淡化了治保会这一宪法明确规定的制度，造成了现有网格组织缺乏法律依据，法律依据充足的治保组织却逐渐消失的现象，这种现实和制度之间的背离趋势必须加以扭转。网格组织和治保会实际功能高度一致，创造性地将现有的网格组织嫁接到法律依据充足的治保组织上，进行制度融合，创造新时代新型治安保卫委员会，将有可能成为地方立法的重大创新。

三、夯实市域社会治理基层基础

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一大亮点就是高度重视基层基础，这同样也是市域治理现代化的基石。要按照覆盖到边的原则，按农村、城市社区、产业园区等分成三种不同的社会治理空间，将市域社会治理任务全部融入这三种治理空间内，并通过智慧治理这一抓手，有效解决基层社会治理突出问题，全面推进基础任务落地。一是乡村治理工程。强化村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进一步健全党建统领下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基层治理体系。发挥村民主体作用，提升村级综合治理能力，加强村级治理队伍建设等，加强乡村治理水平。二是城市社区治理工程。坚持社区党建统领，加强社区居民自治，推进物、居、业、网格融合共治，提升社区综合治理水平。加强社区整体规划，社区建设与城市总体规划相匹配，重点加强新建住宅区、工矿企业所在地、城中村及城乡接合部、流动人口聚居地的社区建设，激活社区基层自治网络，以网格、小区、楼宇、楼道为小型自治单元，推进微治理与微服务。培育新时代社区精神，增强群众对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责任感、荣誉感。加强社区党组织、居委会对业主委员会和物业公司的指导和监督，完善多方主体共同参与社区治理的体制机制。以区域党建为引领，引导驻社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积极参与社区治理，构建社区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深化社区协商平台建设，持续深化以社区民情恳谈会、社区事务协调会、社区工作听证会、社区成效评议会等“四会制度”为重点的协商共治机制建设，搭建多方参与的协商议事平台。加快拓展社区公共服务空间和质效，提高社区服务供给能力和信息化治理水平。三是专业网格治理工程。在产业园区和大型企业、医院、学校等区域，建立专属网格，由具备相应专业知识技能的专属网格队伍承担网格内的日常巡查、隐患上报、信息采集、矛盾调处等工作，实现专属网格队伍与职能部门各司其职、优势互补，形成联动共治。四是智慧治理工程。建立社会治理大数据库，加快城市大脑平台、专项应用及重点领域智能化，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和效率，拓展社会参与广度和深度。

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和长三角经济重镇，绍兴市域社会治理具有相应典型性和复杂性，在实践中探索的经验能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提供极为重要的现实价值。绍兴要拿出新一轮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市域治理现代化这一重要历史进程，为未来发展奠定雄厚的治理基础、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此外，要全面加强市域外的协同治理，与周边城市共同做实“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新体系。

作者单位 杭州师范大学市域社会治理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