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子春秋》云：“廉者，政之本也，民之惠也。”三国《广雅》云：“廉，清也”。“清”与“廉”，乃孪生姊妹，“清廉”意谓“清正廉洁”“清明为政”“清白正直”。

清廉，自古以来就是一种美德。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国，有着几千年的廉洁传统，这种传统一直在中华大地上起着积极的作用，推动着中华民族向前迈进，一路走来留下了许多治国安邦的智慧、钳制贪腐的经验，廉洁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重要美德。

清廉之美，美在其有一种“固本正源”的规制。廉洁的基础是制度，凡重视吏治、反贪卓有成效的朝代，必定是首先重视法制建设、构建完备反腐制度的时代。隋唐以降，中国各时代的反贪水平较隋唐以前，明显取得了进步，根源就在于重视反贪、吏治和监察的法律法规制度建设，从根本上整治吏治、遏制贪腐。正如明代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所说：“今之律，其大略皆隋裴政之所定也，政之泽远矣。千余年间，非无暴君酷吏，而不能逞其淫虐，法定故矣。”又如宋太祖说：“王者禁人为非，乃设法令。”故宋代在防止贪污、打击贪赃的过程中十分注重法制建设，在基本法典《宋刑统》外，还构建条、令、格、式等法律形式，形成统一完备的反贪法律体系。

清廉之美，美在其有一股“持廉戒贪”的正气。廉洁，一直蕴含着“知廉耻、戒奢侈、持廉戒贪、重义轻利”的气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吏治崩溃、政权瓦解的时代，也是一个门阀制度、特权思想盛行的时代，两者具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两晋时，皇权依赖于门阀势力而存在，对门阀士族自是极为宽容优待，门阀士族十分讲究住宅的豪华壮丽，普遍兴造别墅，且相互效仿，攀比风气。上流社会追求奢侈享乐的风尚，带动了整个社会的奢靡之风，更盛行贪贿之气，许多官吏“求纳受贿，不知纪极，生官死赠，非货不行”。宋代则吸取两晋的教训，提倡重义轻利，注重克己、制私、戒贪、崇道、尚俭、持廉的培养，如王安石指出，管子之“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的言论是明道知治之举。“礼、义、廉、耻”的正气，为宋代吏治清明增添了一笔“士大夫”自重自爱的色彩。

清廉之美，美在其有一张“经纬有度”的密网。清廉如“礼”，“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礼”以天地为法度治理天下，“清廉”则以编织“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宏网监察天下。明朝初年是中国历史上整顿吏治的顶峰时期，朱元璋所推行的反贪，无论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及深入之彻底，当时都是史无前例的，史载“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指，吏治焕然丕变矣”。众观之，明初反贪的成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构建起了包括督察院、六科、提刑按察司等的严密的监察制度，形成了一个渗透到中央、地方各个领域，运转灵活、成效显著的监察体系。试看，隶属于督察院的十三道监察御史，官虽七品，却可纠察弹劾一、二品大员；巡按御史分巡天下，“代天子巡狩，举劾尤专”，把古代巡视制度推向了顶峰；六科给事中则类似于今天中纪委派驻至各部委的纪检组，对“六部”开展日常监察。明初编织的反贪密网，与反贪智慧相得益彰，带来了明朝前期近一百年的政治清明和社会安定。

清廉之美，美在其有一把“内外皆刃”的利剑。清廉所高擎的惩腐利剑，既“刀刃向外”，所到之处惩恶反腐，又“刀刃向内”，敢于锻造自我提升自我。监察官历来位高权重，秦时，御史大夫是副丞相，位列三公之一，唐、宋、元的御史台、明清的都察院均为中央最高一级的监察机构。但“谁来监督监督者”，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严肃的话题。最早对监察官品格的记载，起源于周朝，《尚书》有句话：“自古王若兹，监罔攸辟（你前往监督，就不要有所偏颇）”，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对监察官应具备“公正、公平”品格的要求。宋代对御史台监察官的选任要求非常严格，概括起来有四项要求：“政治尤异，忠厚淳直，通世务，明治体”“自来别无赃滥”“刚明果敢、公忠鲠切、安道守贫”“贤能、高才”等。这些选任制度的实行，使宋代监察官的政治品德和能力素质在整体上有很大的提高，如包拯、赵汴、唐介、吴奎等都是当时著名的监察官员，欧阳修曾称赞包拯“清节美行，著自贫贱，谠言正论，闻于朝廷”。

当前，绍兴正处于加快重返城市综合经济实力全国“30强”、深入推进清廉绍兴建设的关键时期，特别需要一种美德、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来引领实践、推动工作，这种美德、精神和情怀无疑就是“清廉”。我们要继承清廉的美德，弘扬清廉的理念，深挖清廉的价值，践行清廉的内涵，为实现清廉绍兴目标、推动绍兴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作者单位 绍兴市纪委、监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