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日报-掌上绍兴客户端记者 童 波 文/摄

1927年到1936年，这十年时间，鲁迅是在上海度过的。

日前，上海鲁迅纪念馆推出“风波浩荡足行吟——鲁迅与国际友人在上海暨纪念鲁迅定居上海九十周年特展”，呈现了鲁迅在上海期间与外国友人的交往和他在上海10年的生活状态，展期至11月20日结束。

鲁迅先生一生结交的外国友人颇多，在上海期间，与他有交往的就有内山完造、鹿地亘、山本实彦、史沫特莱、埃德加·斯诺、伊罗生等。他们之中，有世界闻名的文学家，有著名社会活动家，也有知名艺术家。

8月24日，记者前往上海鲁迅纪念馆，探访鲁迅先生与老外们的故事。

内山完造：鲁迅多次在内山书店避难

教科书中的鲁迅铁骨铮铮，甚至有些不食人间烟火。但是，在鲁迅的挚友内山完造的眼里，鲁迅则是一个富于感情的人。

（鲁迅与内山完造）

鲁迅和内山完造初次相见颇具戏剧性。上海鲁迅纪念馆陈列部主任王晓东介绍，当年内山书店的中国店员王宝良曾在回忆鲁迅的文章中描述：1927年10月的一天，顾客稀少，我与内山夫人坐在那里。这时，有一个人从外边进来了。他身着一件粗布长衫，脚穿一双胶底的白布鞋，鞋的两侧已不那么白了；头发稍长，蓄有一点胡须，嘴里咬着一个竹烟斗。从东侧入口进来的这个人，什么也没说，先是围着书架巡视了一遍，然后开始选书……从其穿着来看，也不像能买得起书的人，因为当时的书每本至少要一二元。但是，这个人一下子挑选了十几本，合计50多元——这个数字已超过内山书店一天的售书额。因此，当时我们开始注意起这个人。

这人正是鲁迅。当鲁迅第二次来买书，并告诉内山完造他叫“周树人”时，已成半个“中国通”的内山完造一下子就知道了眼前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鲁迅先生。

这一年，鲁迅47岁，内山完造42岁。

（1936年，鲁迅与内山完造（右）、山本实彦（中），在上海。）

王晓东说，内山完造1885年出生于日本冈山县，一直梦想当一名传教士。1913年3月，他前往上海推销药品兼售福音书。后来，他和妻子在上海北四川路魏盛里169号开了家书店——内山书店。1929年，书店迁至施高塔路11号（现四川北路2048号）。

正是书店的氛围以及离家比较近的缘故，鲁迅常到那里作客。加上在日本的留学经历，使他与内山完造一家很快熟络起来，两家人也经常走动。后来，书店就成为内山完造掩护鲁迅等进步作家们聚会的地方。

而内山完造帮助鲁迅避险，重要的就有三次。王晓东说，第一次是1930年3月，当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刚成立，鲁迅发表《关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后不久，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向鲁迅发出逮捕令，鲁迅就是躲到内山书店避凶，后又在内山完造安排下，转移到北四川路上的拉摩斯公寓。第二次是1931年初，在左联年轻作家柔石等人被捕时，感到自己同样面临危险的鲁迅又是在内山完造安排下，转移到由日本人经营的旅馆——花园庄蛰居了一个多月。第三次是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后第三天，日本军警以“搜查便衣队”为名搜查鲁迅家。为安全起见，内山完造让鲁迅携全家紧急到自己的书店避险，后又将他们转移到位于英租界的内山书店分店躲避。内山书店职员鎌田诚一不顾危险，一路护送避难。

在这期间，与鲁迅结下友谊的不仅有书店职员，还有日本读者。日本僧侣杉本即是其中之一。1932年4月，年轻的杉本为复兴因上海“一·二八”事变而荒废的高野山别院以及对佛典进行分类与整理而来到上海。当时上海高野山别院在今鲁迅公园西侧，离内山书店很近，所以爱好文学的杉本常到书店，因此结识鲁迅。

经内山完造介绍，鲁迅还结识了社会活动家宫崎龙介夫妇，以及鲁迅晚年时经常为其诊病的医生须藤五百三等。

埃德加·斯诺等：“鲁迅是教我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

在上海，美国记者史沫特莱通过日本记者尾崎秀实知道了被誉为“中国高尔基”的鲁迅。她随即对鲁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迫切渴望结识鲁迅。

上海鲁迅纪念馆研究馆员乔丽华说，按照西方习惯，史沫特莱先给鲁迅写信，得到同意后才前往拜访。那是1929年底的一天，史沫特莱在《世界月刊》编辑董绍明夫妇陪同下来到景云里鲁迅寓所。正是这次与鲁迅的谈话，史沫特莱开始与上海的左翼文艺运动发生了联系，与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发生了联系，鲁迅也由此成了史沫特莱平生最敬重的师长之一。

乔丽华说，1930年9月25日是鲁迅先生的50虚岁寿辰，那些被当局认为是“左倾危险分子”的作家和斗士们希望借此机会搞一次隆重聚会。史沫特莱欣然受命，以自己的名义租借了法租界吕班路50号的荷兰“斯拉巴雅”西餐馆。这次寿辰聚会发起人中有柔石、冯雪峰、冯乃超、董绍明、蔡咏裳、许广平，叶绍钧和茅盾也出席了。整个聚会活动在胆战心惊的望哨中偷偷进行着，鲁迅讲了自己的前半生，他的成长，他为何弃医从文，深深地吸引了史沫特莱。

史沫特莱在《忆鲁迅》中还讲过一件事：1931年3月，也就是在鲁迅50虚岁寿辰的次年，一些青年作家、艺术家被捕遇难，鲁迅写了篇文章，名为《写于深夜里》，他委托史沫特莱将它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表，当时史沫特莱深深地担忧起他的安危。鲁迅先生说：“有什么要紧？总得有人出来说话！”

鲁迅特别喜欢德国女版画艺术家珂勒惠支，曾收藏了不少她的版画原拓，后来在史沫特莱的帮助下，他与珂勒惠支通信，邀请她为中国创作。1936年，鲁迅自掏腰包出版了《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这本书的前言《凯绥·珂勒惠支——民众的艺术家》便是鲁迅先生邀请史沫特莱撰写的。

同样为美国记者的埃德加·斯诺也一样受到鲁迅的影响。他曾说，“鲁迅是教我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

（鲁迅曾应斯诺要求，在南京路雪怀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后来被用在《活的中国》卷首，鲁迅认为这是他照片中“最精神饱满的一张”。）

乔丽华说，斯诺当时为了研究中国当代的文艺作品，通过青年文学工作者姚克牵线认识了受监视的鲁迅，他们约见在一个小杂货铺里。他打算翻译鲁迅个人集子里的作品，但鲁迅建议他关注更多别的左翼作家的作品。后来斯诺接受了提议，对翻译集做了调整，前半部分是鲁迅的作品，后半部分收集了茅盾、柔石、巴金、沈从文等人的作品。1936年7月，这本名为《活的中国》的翻译集在美国出版。 鲁迅曾应斯诺要求，在南京路雪怀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后来被用在《活的中国》卷首，鲁迅认为这是他照片中“最精神饱满的一张”。

乔丽华介绍说，还有一个美国人被鲁迅先生深深打动。伊罗生原名叫哈罗特·伊赛克斯，伊罗生这个中国名字是他来上海后茅盾为他起的。伊罗生曾担任《纽约时报》记者，1930年来中国，任上海英文报纸《上海大美晚报》及《大陆报》的记者、编辑。1932年1月13日，他在史沫特莱的建议与帮助下，创办了在上海颇有影响的《中国论坛》半月刊。刊物以介绍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与进步的文艺作品为主。

此后，伊罗生拟选编一本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拟定书名为《中国被窒息的声音》。为了这一计划，伊罗生专程拜访了鲁迅。鲁迅认为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工作，表示将尽力相助。后来，伊罗生将书名易名为《草鞋脚》，改动的灵感来自鲁迅的一篇演讲。鲁迅说，有些作家自命为“第三种人”，要超然于斗争之外，这些人“先前曾用皮鞋踏进中国的文艺园址里去，却又想牢牢坐定，拒绝那些穿着破烂的草鞋的人踏进去”。

但由于后来美国政治环境的恶劣，这本《草鞋脚》迟至1974年才出版，但它仍为海外最早出版的中国进步作家的现代短篇小说集之一。　

鹿地亘：唯一为鲁迅抬棺的外国人

鲁迅生前最后一次串门是在1936年10月17日，那是他临终前两天。

鲁迅日记记载：“下午同谷非访鹿地君”。“谷非”是诗人、翻译家胡风的笔名。而鹿地亘1903年出生于日本大分县，东京帝国大学毕业。“九·一八”事变后，鹿地亘发表了许多反战言论，积极参加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他因此受到日本军国主义的迫害，被日本政府逮捕，1935年获释出狱。

乔丽华说，1936年1月，鹿地亘和夫人池田幸子辗转来到上海，内山完造先生介绍他与鲁迅相识，两人一见如故，成为至交。这时的鹿地亘急于要找到一份差事，而鲁迅又需要找一位能翻译日文的人。如此机缘，遂使鹿地亘参加了翻译小说的工作。

（鲁迅等合影，右起：鲁迅、林语堂、伊罗生、蔡元培、宋庆龄、萧伯纳、史沫特莱。）

当时，鹿地亘和胡风正编译一部《鲁迅杂感选集》，因此，鹿地亘与鲁迅接触更多了，而且彼此也更加熟悉了。1936年10月4日，鹿地亘偕夫人池田幸子一道拜访鲁迅，鲁迅携全家邀请他们到上海大戏院看了一场苏联电影《冰天雪地》。

但此时，鲁迅沉疴日久，距逝世只有半月时间。

乔丽华说，1936年10月17日，胡风在鹿地亘家一同翻译鲁迅作品，遇到了一些疑难问题，便主动提出要找鲁迅请教，因为鹿地亘住在上海窦乐安路（今多伦路）燕山别墅，离鲁迅寓所不远。在去鲁迅家的途中，正巧碰到独自在虹口公园散步的鲁迅，于是两人就一同到了鹿地亘家。

那么，鲁迅最后一次串门到底谈了些什么？

乔丽华说，根据鹿地亘后来的回忆，加上相关专家和学者的研究，基本可以还原当时的场景：鲁迅为鹿地亘带去了《中流》半月刊等杂志，这次谈话以疾病、死亡和鬼魂为中心，因为鲁迅在《中流》第一卷第一期发表了《这也是生活》，在第二期发表了《死》，在第三期发表了《女吊》。话题后来转到了鲁迅仰慕的小说家芥川龙之介1927年的自杀事件。

由留学日本鲁迅又忆起了他刚回国在绍兴教书的情景。那时，他家跟任教的学校有一段距离，晚上回家要斜穿过一片坟地，路两边杂草丛生。有一天下班晚，他穿过坟地时看见一个白色的物体慢慢挪近，后来发现原来是个小偷。鲁迅总结道：“可见人不必怕鬼，鬼反倒怕人。”说完这段故事，他笑得直咳。

后来，话题接着转到了在上海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举办的第二届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最后，谈到了学外语的问题。

然而令鹿地亘扼腕顿足的是，他十分敬仰的鲁迅先生因为归途受凉，至下半夜病情突然恶化，拖延一日，于10月19日清晨长辞人世。

乔丽华说，悲痛异常的鹿地亘成为当时最早赴鲁迅寓所的吊唁者之一，他也是唯一一个为鲁迅抬棺的外国人。

山本实彦：促成第一部《鲁迅全集》出版

普遍的概念中，最早的《鲁迅全集》是1938年7月由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辑、上海复社出版的。

王晓东介绍说，最早出版《鲁迅全集》的不是中国，而是日本。其实，早在此前的1937年8月，日本改造社就已经出版了七卷本《大鲁迅全集》，比上海复社出版的《鲁迅全集》早了近一年时间。《大鲁迅全集》的出版是日本改造社创办人、社长山本实彦一手促成的。

王晓东说，在内山完造的介绍下，山本实彦得以结识鲁迅。山本实彦对中国的文化现象特别是左翼文化现象非常关注，认为中日两国“交换彼此的创作”很有必要。山本实彦曾为《改造》杂志多次向鲁迅约稿。《鲁迅日记》中记载：1936年2月11日，“午内山君邀往新月亭食鹌鹑，同席为山本实彦君”。此次饭局是为介绍中国左翼作家作品事。从1936年6月起，一批中国短篇小说由《改造》杂志连载，在日本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鲁迅与山本实彦及其改造社的第一次合作。从此以后，鲁迅与山本实彦的交往逐渐密切起来。

随后，山本实彦又通过内山完造向鲁迅表示，希望在日本出版《鲁迅杂感选集》。鲁迅应允之，交胡风选编，请鹿地亘翻译。可是，翻译《鲁迅杂感选集》的工作尚未完成，10月19日凌晨，鲁迅与世长辞。

鲁迅逝世的消息传到日本后，各大新闻媒体在显著位置予以报道和哀悼。敏锐的山本实彦即通过改造社理事会议，提出调整拟出版《鲁迅杂感选集》的计划，改为出版七卷本《大鲁迅全集》。当时，日本一流的鲁迅研究专家增田涉、井上红梅、松枝茂夫、鹿地亘、山上正义、佐藤春夫、日高清磨嵯、小田岳夫等都被聘请参与此项工程。同时，还聘请了茅盾、许广平、胡风、内山完造等为顾问。

1937年2月，《大鲁迅全集》开始在日本陆续出版面世，8月全部刊印结束。王晓东说，这套全集规模大、价值高，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鲁迅全集》。全集共七卷，三十二开精装，黑色封面，封面上部有凸版鲁迅头像，书脊烫银字，装帧极精美奢华，是中国现代文学在日本翻译出版的一个里程碑，出版后一纸风行，当前已成为坊间难得一睹的珍稀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