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伯成拍摄的照片《有了志愿军什么也不怕》。

连续几周，杨威林沉下心，在家翻拍父亲六七十年前写的战地日记。日记已泛黄褪色，他小心翼翼地翻开一页，调整光线，拿起单反相机细心拍摄。“光是翻拍眼前这两本日记，就用了1个月左右。”杨威林松了松手臂说：“解放战争时，在山东定陶写的日记有91000余字；抗美援朝期间，在王幕里写的日记有46550字。”

杨威林的父亲杨伯成今年已94岁高龄，如果不是1个月前的那次搬家，他记录战争岁月的13本日记和300多张战地照片，还会继续被锁在老屋的抽屉里。“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直到抗美援朝，如此完整的日记全国鲜见。”专程赶来了解情况的浙江大学3位教授，看到这些珍贵史料后感佩不已。

不平凡的一生

从90岁那年起，杨伯成的意识就渐渐模糊了，虽然如今身体还算硬朗，但几乎无法与人沟通。老人家个子瘦小，始终把儿子买的一顶“红军帽”板正地戴在头上。

“父亲很少说起部队里的事。”杨威林说，他1965年出生在部队，跟随父亲在原黑龙江建设兵团度过童年，但他从不知道，父亲在1945年到1979年间，写了近百万字从军日记。

杨伯成老家在诸暨市草塔镇（现属大唐街道）岭上畈村，其母亲是草塔都府门里有见识的闺秀，很重视子女的学习。17岁时，杨伯成参加新四军浙东纵队金萧支队。抗战胜利后，随军北撤，因为有一定文化，杨伯成成为山东一纵政治部秘书科的一名缮写员。1946年至1949年，又进入解放军20军政治部前锋报社，先后担任校对、资料员、战地记者。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杨伯成写的日记。

杨伯成跑前线、访战士，采写的不少报道在当时的军事报刊上发表。这在日记里都有记录。

抗美援朝期间，杨伯成随志愿军20军60师三赴朝鲜战场。1957年后，杨伯成在23军67师201团任职，直到1979年才转业回到故乡。转业后，上级没有根据他的职级安排相应的职务，而是让他去绍兴市第七中学担任党支部副书记、副校长。

2010年，曾任23军军长的冉明学特意来诸暨看望杨伯成，对杨伯成十分敬重。这时杨家人才知道，家里这位不爱说光辉岁月的老人有着别样青春。

13本战地日记

在杨伯成家里，曾有一个厚重的公文包，那是用整张牛皮缝制而成的，重约2.5公斤。“行军时他的日记本和照相机大概是塞在这个包里的。”杨威林猜测。

记者在杨家书房看到了13本珍贵的战地日记，有大有小，最小的才手掌大小。翻开尺寸最小的定陶日记，字迹规整、秀气，每页齐齐整整地写了约350字。除了记录自己的生活、战斗经历，杨伯成还把自己的所思所想也记录下来，大到对国际形势的宏观思考，小到对新来小战友的印象。

在1951年写于朝鲜伊川的一篇日记里，杨伯成记录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晚上。当时，连队正在坑道里放映在国内休整期间没来得及看的苏联电影《攻克柏林》，而美国人的轰炸机此刻正在上空轰炸，两种声音轰鸣间形成了“同期声”。

在另一篇日记里，杨伯成记录了一段难忘的生活经历：“这一段时间，虽是（朝鲜的）8月，半夜里常常被冻醒，哈出来的气在被子上面结了一层霜……”杨威林就此联想到，父亲被母亲呵责了一辈子的“坏习惯”：“父亲睡觉时从不脱袜子，还要把棉衣盖在上半身，棉裤盖在下半身。看了日记，我好像有些理解他了。行军时棉被小，只得靠棉衣棉裤取暖，这大概是经常紧急集合留下的习惯。”

杨威林儿时记忆中，父亲手边有三四部不同类型的相机，“那几部都是在朝鲜战场上从美国战俘那里缴获的，可能是当时最先进的照相设备。现在想来，老爸物尽其用，才留下了这么多珍贵的战地照片。”

我们翻开一个文件夹，里面有几包黑白照片。照片尺寸极小，最大几张比现在的2寸证件照还小些，有的是战友照片，更多的是有价值的新闻图片。它们原被老人仔细地包裹在由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敬赠、标有“抗美援朝，保家卫国”8个字的旧丝巾里，大部分图像经过杨威林修复处理后显得完好而清晰。

比如摄于1955年1月18日的一张图片，画面上，几十名解放军战士向一高地奔去，并把红旗插在最高点。照片的背面写着：“把胜利的红旗插上一江山岛主峰203高地”。底下还有署名和时间说明，该张图由杨伯成摄于解放一江山岛的战斗胜利之际。

“这张照片也特别有爱，两个朝鲜小学生对着志愿军敬礼。照片翻拍放大以后，我看清锦旗上面的几个字是‘有了志愿军什么也不怕’。”杨威林从众多照片中挑出了一张，当宝贝般地拿着：“这些照片虽小，但信息量可不小。”

舍小我顾大家

在上世纪50年代前后，33岁才成家的人很少，杨伯成就是其中一个。在上朝鲜战场前的休整时光里，杨伯成心里有着打算：“上了战场就要抛开生死，宁可不结婚，也不能害了人家！”抗美援朝平安归来后，他才安心娶了爱人，生下两个儿子、一个女儿。

从军半生，“身经百战”在杨伯成身上不是吹嘘，他曾参加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一江山岛战役、珍宝岛战役等中国革命史上多个时期的重要战役。

年轻时的杨伯成。

“老爸对国家、民族、他人看得很重，超越个人，不给组织添麻烦，不给他人添麻烦，这是老一辈共产党人的共性。”说着，杨威林与记者分享了一桩往事：“其实父亲有14本日记。”一次行军途中，杨伯成不慎丢失了钱包和一本日记本，寻找未果，主动向组织承认错误接受处罚。他并不在乎钱包里的钱，他担心的是日记里的内容会否给部队泄密。

还有一篇有趣的日记反映了杨伯成有血有肉的内心世界。“今天由大李庄到此地路程约70里，足足跑了9个钟头……”他写道，因为个子小，自己总是把行李精简再精简，可还有13斤重，行军的前50里路尚能承受，后头的路自己掉了3次队，他边走边想“借口”，“想打报告给丁柯同志，要求由公家分摊5斤”。后来咬牙坚持到了驻地，听到别的同志都没诉苦，杨伯成红了脸：“我怎能有这样自私的想法！”

“几年前，父亲给我一个地址，让我带他去见一位叫肖冰的老人。”原来，王平夷和肖冰夫妇是杨伯成在前锋报社期间生死相依的好友。解放后，王平夷与他的儿子都曾担任浙江省委领导。“为什么直到他们母子都退休后，我父亲才去探望战友？他告诉我，不搞特殊化，不给战友添任何麻烦。”

离休后，杨伯成没有闲着，在绍兴新四军研究会做扶贫工作，帮助贫困山区群众，帮助困难的退伍老兵；2000年回到诸暨后，默默参与了《诸暨抗日战争史》的编纂，为《东南烽火》《大江南北》等期刊撰稿；练习书法，锻炼身体，85岁时还坚持在浦阳江里冬泳……